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
    
    (一九四八年九月)
    
    
    
    　　一　报告
    　　(九月八日)
    　　我们这次会议要解决的问题有八条。
    　　第一，关于国际形势的估计。
    　　对国际形势，去年十二月会议[1]曾作过估计。当时党内意见不一致，就在中央委员会中意见也不一致。提法是两种:一种是或者和平或者战争；一种是有战争危险，但是不致爆发战争。有战争危险是共同的，或和或战就不一样。前一种提法，认为全世界人民力量尚不足以制止战争。后一种提法，认为苏联及全世界人民能够动员力量制止战争，美、英反动派对战争也未准备好，我们可以争取时间制止战争，因此，我们有任务动员全世界人民的力量制止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第一次大战后不同，制止战争的可能性更大。第二次大战打败了德、日法西斯，要把他们再扶起来还不容易。美、英反动派确在准备战争，战争危险确实存在着。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民主力量，已超过反动力量(莫洛托夫、日丹诺夫[2]都这样说了，我们党内有些同志，特别是中间派还看不清楚)，而且还在继续发展，所以战争危险必须而且必能克服，其条件就是要努力。时间如能争取十年到十五年，就必能制止战争。我们不应提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我们应该提或者较迟妥协或者较早妥协的问题，最近在柏林问题[3]上就是这样。
    　　我们讲的妥协，不是讲在一切问题上都能妥协，如要做出决议取消殖民地那就不可能，而是讲在若干问题上可能妥协。这种妥协，是讲国际问题，而不是国内问题；不是一切问题，而是若干问题，包括重要问题在内。一九四七年苏、美、英等国就同意、罗、匈、保、芬五国订了和约。对德、奥和对日的和约，虽然很难订，但也终究会订下来的。英法与苏联之间的通商贸易有发展可能，但美、苏之间的这种可能会少些。
    　　苏联与美英法按民主原则妥协，我们同国民党也来一个妥协吧，中间派就这样想。我看不能这样提。苏联的政策是不干涉各国内政，大西洋宪章[4]也承认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国人民是不选择蒋介石那个制度的。苏联及一切民主力量向反动派力量作斗争，按民主原则妥协就是斗争的结果。是不是各国人民都必须向国内的反动派妥协呢?不能这样提。当然，如能强迫蒋介石照我们的做，解散法西斯组织，不要土豪劣绅，让我们搞军队又搞土地改革，那有什么不好?但是蒋介石是反动派，他不赞成。从古以来，反动派对民主势力就是两条原则:能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留待将来消灭之。英国现在先消灭政府内部的共产党，对社会上的共产党就慢慢来。我们对反动派也应采取同样的两条原则，我们今天实行的是第一条。
    　　以上是去年十二月会议的三点估计。世界和平，苏联不打仗，对世界人民有极大的利益。可是蒋介石希望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党内也有人认为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和东欧各国人民如果能够和平生产十年到十五年，苏联能提高生产力到年产六千万吨钢，人家就望也不敢望了。时间已过了三年，只差十二年了。国际环境就是如此。
    　　第二，关于我们的战略方针。
    　　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军队向前进，就要生产长一寸，不这样就没有饭吃。又必须加强纪律性，作战方式要逐渐正规化。这是方针。
    　　作战方式要由游击战争逐渐过渡到正规战争。游击战我们是得了益处的。我们有过早正规化的教训。这两年我们集中作战，在这一点上已正规化了，其余各点上还未正规化。现在还是过渡时期，第三年也还不能完全办到，如果不把平津打下，也还不能完全办到。没有铁轨、火车头，没有汽车，就不能组织近代化的正规战争，如东北正规化就搞得比较好。我们现在军队的编制是五个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五个地区都是相同的番号，碰到一块就发生困难。即使番号统一了，人数、编制、供给标准也不统一。因此，有计划地走向正规化完全必需，走迟了就要犯错误，正同过早正规化犯错误一样。要统一，要正规化，现在有很多事情要做。恩来同志正在草拟一个文件[5]，尚未准备好。
    　　建军五百万是为了全部打倒国民党，一切角落都扫光。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时间五年左右[6]即可以，军力四百万即可以。第三年军队数目上不增加，现在我们有军队二百八十万，加上其他人民武装力量一百四十万，共四百二十万，编制不足的还要补充起来，如只有一万多人的纵队，要补到两万人。第四、第五年还要扩大，到江南后即可以扩大。五百万是包括这一切的。
    　　消灭敌人正规军五百个旅。第一年九十七个旅，第二年九十二个旅，两年已消灭正规军近二百个旅。第二年较少的原因是:一、敌军将每旅二团制改成了三团制。二、东北和粟裕[7]少打了一个仗。三、刘邓[8]到大别山后减弱了。四、华野外线兵团主力，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在山东逢水过水，逢田过田，打大仗的神气就不足。所以，消灭敌人数目就不多。今年上半年，陈粟[9]五个月未打仗，东北半年未打仗，但我们还歼敌九十二个旅，一百五十万人，可见国民党军队不难消灭。第二年的好处是把临汾打开了，徐[10]兵团变成有战斗力的兵团，许谭[11]兵团加强了，陈粟的情况变了，刘邓已开始壮了，东北虽少打一个仗，但现在壮得厉害。今年还有四个月，再搞三十六个旅是可能的。把济南、太原搞下来，刘邓搞南阳，彭[12]只要一个月缴一个旅就很好。以后各种条件更好，第三、第四、第五年再歼敌正规军三百个旅，没有理由说不可能。国民党现在有二百八十四个旅，有新的，有空的，有强的，也有弱的，消灭五百个旅，一般的是消灭了两次。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不是说把每一个角落都扫清了，如在济南、太原打下之前，是否就可以说在山东根本上打倒了蒋介石，在山西根本上打倒了阎锡山[13]?是可以这样说的，但不是全部打倒。争取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与公开宣传至少五六年在全国胜利也是符合的。至于夺取城市，扩大解放区的人口和面积，我们历来不提，因为把敌人消灭了，城市也来了，解放区也扩大了，人口也增加了。过去两年歼敌二百个旅，我们就得到了四平、吉林、运城、临汾、延安、潍县、洛阳等城市。
    　　第三，关于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专政。
    　　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问题的提法，在我们党内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大革命时期我们提的是“联合战线”，当时右的理论是政权归国民党，我们以后再来革命。后来我们搞土地革命了，六大规定的是工农民主专政，没有估计到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在帝国主义压迫下还可以跟无产阶级合作。合作是后来发生的，因为有了日本的侵略，现在又有美国的侵略，我们又回到大革命中的正确时期。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但原则上还是“国共合作”。现在不是同蒋介石合作，是同冯玉祥、李济深[14]合作，同民主同盟、平津学生合作，同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合作。“中间路线”、“第三方面”[15]的主张行不通，但是我们要同有这种主张的分子合作。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我们有广大的统一战线，我们政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它们，就要打倒它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只是想到了它，这次会议就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石家庄一打开，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都要求统一。太原未打开，晋绥与华北的统一也还有些意见。等平绥路一打开，东北又会提出统一问题。人们的思想是跟着物质的变化而变化的，打开石家庄就是一个物质的变化。
    　　关于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问题，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16]都搞过，已经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孙中山遗嘱还写着要开国民会议，国民党天天念遗嘱，他们是不能反对的。外国资产阶级也不能反对，蒋介石开过两次“国大”他们也没有反对。德国、北朝鲜也是这样搞的。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
    　　政协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要开一次会，现在开始准备。战争第四年将要成立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叫做什么名字，或叫临时中央政府，或叫中国人民解放委员会，其性质都是临时性的中央政府。究竟叫什么，到那时再定。
    　　第四，关于财经统一。
    　　这个问题不需要多讲。以华北人民政府的财委会统一华北、华东及西北三区的经济、财政、贸易、金融、交通和军工的可能的和必要的建设工作和行政工作。不是一切都统一，而是可能的又必要的就统一，可能而不必要的不统一，必要而不可能的也暂时不统一。如农业、小手工业等暂时不统一，而金融工作、货币发行就必须先统一。行政上的统一，就是由华北财委会下命令，三区的党、政、军要保障华北财委会统一命令的执行。
    　　第五，发展党内民主，训练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准备占领全国后所需要的各方面工作干部。
    　　实现党内民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制度。我们党内是有民主的，但是还不足或者缺乏，现在要增加。办法是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代替干部会议。干部会议的好处是迅速、便利，召集比较容易，代表会议要保存干部会议的好处，不要太繁杂了。
    　　训练干部，不仅要训练党内的，而且要训练党外的。冀中村干部轮训，是大批训练基层干部的办法。政府要办学校，包括大学、专门学校，大批培养各种干部。训练全国各方面工作的干部，是一个大问题。要出兵川、湘、鄂、赣，马上就需要两三万干部。所以要搞一个计划。
    　　我党的理论水平，必须承认还是低的，必须提高一步。这样大的党，在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上或是不了解，或是不巩固，如划阶级就表现了我们党理论水平之低。党内有许多新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对许多基本观点不知道，对许多问题不会解释。全国有几百万学生、教授，还有许多戏班子，你说不出一篇道理来，就只好听他的。我们在理论上要提高，还要普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要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注意这个问题，不然就说不服那些犯错误的同志，例如有一个候补中委，看见土改中打人、杀人的现象，他不赞成，但是他讲不出一篇道理来，没有那一股神气。如果要求大家读全部马列选集，也不现实，可以挑选一些，不然书那么多，读起来也是困难。华东局印了五本，说是有人在读。如果五本不够，可以选十本，包括《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概论》、《帝国主义论》[17]在内。列昂节夫[18]的《政治经济学》也可以选一些。宣传部可以研究一下，看挑些什么书好，五本不够就十本，但是不要太多，多则不灵。
    　　第六，关于学习工业和做生意。
    　　全党要提出这个任务来，还要写文章做宣传，在全党提倡学习工业和做生意。我们已有城市和广大地区，这个任务必须解决。
    　　第七，关于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
    　　上面说了许多条，还必须有这一条，没有这一条，那许多条实行起来都不会顺畅。现在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在党内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从中央机关、中央代表机关，一直到各地，报喜不报忧，瞒上不瞒下，封锁消息。村有杀人之权。一个干事可以把一个大工厂的厂长(资本家)搞死，九个照顾[19]变成了九个不照顾，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一些人因为没有分田，他们嗷嗷待哺。这些状态必须改变。中央同志要以全力来做这件事，要在战争的第三年内，在全党全军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
    　　第八，关于“新资本主义”、“农业社会主义”。
    　　我们政权的性质前面已经讲过，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社会经济呢?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
    　　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但不能由此产生误解。将来在社会主义体系中农业也要社会化。
    　　六大决议案有一些错误，但根本上是对的。它根据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十大纲领[20]，今天我们所做的基本上仍未超过这个纲领。第一条我们正在做，第二条也在做，但策略上可以考虑，还有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条，今天我们基本上还是这十条。比如我们基本的税收原则还是统一累进税。但这十条里面没有没收官僚资本，没有联合中小资产阶级。那时这个纲领对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权上根本不要它，在经济上根本不动它。现在我们的政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可以吸收资产阶级民主分子、知识分子代表资产阶级参加(这一条比十大纲领缓和一些)，经济上则没收官僚资本(这一条比十大纲领激烈一些)。这是与六大决议案有区别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最后有两节讲“前途”和“两重性”[21]，大家可以翻翻，这同我们研究的问题是有联系的。
    　　六次大会和七次大会[22]都承认资本主义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要有一个发展，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在我国太少了，需要它的发展。但讲到社会主义因素，只讲了政治条件，没有讲没收官僚资本。许多阶级受无产阶级领导，这就叫做社会主义因素。现在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已经在一万万六千万人口中变成现实性了，即有了社会主义的因素。六大到现在已经二十年。这二十年，特别是在抗战八年中，官僚资本有了很大发展。我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报告[23]中讲到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新中国的经济构成，首先是国营经济，第二是由个体向集体发展的农业经济，第三是私人经济，国营经济是领导成分。现在不提国营经济就不能解决问题了。六大决议案没有规定没收官僚资本，而后来连小的也没收了，那是违反六大决议案的。抗战时期在对待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是完全实行六大决议案的。内战时期“左”的错误实际上是否定了六大的有关城市政策。
    　　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在我们脑子里尚不明晰。大工业、大银行、大商业，不管是不是官僚资本，全国胜利后一定时期内都是要没收的，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原则。而只要一没收，它们就属于社会主义部分。我们国家银行的资本，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民在土地革命后搞合作社，要看在谁的领导之下: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资本主义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社会主义的。当然，今天我们农村的合作社，是个体农民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组织的合作社，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但它带有社会主义性质，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和国营企业不同，国营企业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它不带资本主义性。机关生产组织的合作社比民营合作社的社会主义性质更多一些。
    　　社会主义性质这种话应该讲，但整个国民经济还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经济体系。
    　　中国这个国家，应有五千万到一万万的产业工人。如有五百万到八百万产业工人在我们这里，那事情也就好办了。
    　　二　结论
    　　(九月十三日)
    　　我没有多少讲的了。
    　　三年来还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七大把七大以前所存在的问题都讲了，没有那一次的总结，就不能有日本投降后的大进步。我们党现在与抗日时期不同了。那时，在一九四○年以前，就别扭得很，在军事上，在政策上，例如群众运动、减租减息，许多地方都不一致，对党的历史上前两个时期都没有总结。七大作了总结，这才有了抗战胜利后这三年解放战争的胜利。其中头一年是没有大打的，那时许多原则问题解决了，例如对国民党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没有争论了，因此政协才搞得好；军事战略问题完全一致了；减租减息早就有了，以后进行土改，命令一下就做了。这次会议的讨论比去年延安的二月会议[24]更展开了，这同我们政策成功和胜利有关。这次会上什么都讲了，而且连前途问题都讲了。关于几年胜利的问题，过去所讲的只是可能性，对发展前途的分析谈谈就是了，并没有正式提到会议上，就是提出讨论了也没有结论。去年七月小河会议[25]上总结了一年的战绩，可以看出局势的发展。现在战争已有两年多了，情况更清楚一些，可以讲出带确定性的意见了。
    　　这次会上对国际国内局势讲得少了些，有的也讲到了。国内外形势，敌我力量对比，对我们是很好的。历来我们都讲形势是很好的，七大也讲了，不过那时对许多问题还是估计的，是那时条件下看到的“好”，有些估计后来发生了变化。例如说英、美、法、苏的团结是决定了的，而现在并不团结了。克里米亚会议[26]曾经说过，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开辟了民主的道路、团结的前途，但现在并未证明这一点，关系反而越搞越僵了。世界革命的力量超过了反革命的力量，这是日丹诺夫在九国情报局会议[27]上讲过的，莫洛托夫也讲过，斯大林也讲了几遍。我们现在的估计，还是九国情报局会议的估计。反动派发动战争的计划是可以打破的。战争危险很厉害，但不是马上就打，从战争危险到战争爆发是有一个过程的。总之，国际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国内形势是我们革命力量更大了，蒋介石的力量更小了。
    　　关于我们的任务，这次会上的意见是一致的，并且还有发挥，这很好。有很多意见是属于计划性的，例如建军计划，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还有妇女代表会议、青年代表会议、政工会议等，都可以开。
    　　要提出反对浪费的口号，不只限于粮食，包括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例如争取俘虏、常备担架队、炮弹、军工。同样是作战，有的打进去，只伤亡十二人；有的伤亡六十余人，还打不进去。对俘虏也一样，有的争取使用了，有的就放了、散了；有的争取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不到一半。缴获必须归公，克服浪费现象，这个口号有丰富的内容。反对浪费与发展生产相配合才能取得胜利，才能实现军队增长到五百万人、五年左右打倒国民党的目标。
    　　加强国际联系，例如青年方面的、妇女方面的，我的报告没有提到，邓颖超[28]同志在妇女工作报告中提到了。这两年来，我们在妇女、青年、工人运动方面有了广泛的国际活动。这是过去所没有的，这些活动以后还要增加。我们宣布中央政府成立之后，以苏联为首的国际人民民主力量是会同我们合作的。还有，我们同其他兄弟党的联系也要增加。我们党在国际上的威信相当高，这是一件大事。
    　　关于教育问题，值得注意。在第三、第四年，恐怕有召开教育会议的必要。还有，加强新华社的工作也是必要的，报纸是很灵的、很有力的，所以必须抓。过去中央、中央局对报纸都没有抓紧，现在新华社的大样是少奇同志看，或者恩来、弼时[29]同志看。这是专政吗?你们这样专政专得好呀!要专上三五个月就好了。看大样有好处，自己可以学，用心地去改，搞上了路，然后交给别人。听说华北局的报纸也是一波[30]同志看大样的。
    　　“大约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里有一个“大约”，一个“左右”，还有“根本上”。这些形容词不能去掉，去掉一个都不行。关于公开宣传“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固然有好处，原则上我不反对，但用什么方式讲，怎么讲，还得考虑。我现在倾向于讲困难一些，像“八一”社论[31]上那样的提法，这可以使人更沉着、更努力些。在内部，首先在干部中，其次在战士中，是可以说的，在地方上也可以说。但说就要说得清楚些，有个“大约”五年“左右”和“根本上”，这就不会错。还要估计到，虽然解释清楚了，但一传出去，还会即刻被说成是“五年”胜利。“建军五百万”，“消灭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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