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同志们!我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同志们作报告。政治报告的书面稿已经印发,大家都看到了,所以我就不照这个书面稿来讲,只讲一下这个报告里头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及这个报告里头没有充分展开来说的一些问题。我讲三个问题:路线问题,几个政策问题,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
一 路线问题
我们党的七大应该决定一条什么路线呢?一条什么政治路线呢?怎么样决定才好呢?我们想,应该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党的路线,我们党的政治路线。这里所说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就是组织我们的队伍。组织队伍干什么呢?不干别的,就是要打倒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打败以后,得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得到全国的解放,全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这就是我们的总路线。
这样的路线是不是我们党历来就有的呢?是的,我们党历来就是这样的路线。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就起了变化,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后,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三个时期里,中国人民不都是在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吗?正是这样。
我们的路线,我们的纲领,拿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是什么性质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因此,我们的政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我们的经济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经济,我们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总之当前的各个革命任务,都是这样一种性质,各个革命力量都是这样一种性质。这条路线里面有一个队伍问题,有一个敌人问题,还有一个队伍的领导者、指挥官问题。这个队伍就是人民大众,这个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个领导者、指挥官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什么呢?领导人民大众。领导人民大众干什么呢?干反帝反封建。
我们的纲领就这样几个字,可是常常被我们的一些同志忘记了。是不是忘记反帝呢?有时也忘记,不过反帝不大容易忘记,比较记得牢一点。反封建有时就忘记了。反封建为什么有时会忘记呢?是因为忘记了农民。
是要农民呢?还是要地主呢?在这个问题上,要地主,就忘记了农民;要农民,可以不完全忘记了地主。要农民不忘记地主比较容易,要地主不忘记农民就比较困难。所谓人民大众,主要的就是农民。不是有一个时期我们忘记过农民吗?一九二七年忘记过,当时农民把手伸出来要东西,共产主义者忘记了给他们东西。抗战时期,这种差不多相同性质的问题也存在过。靠什么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靠什么人建立新中国?力量在什么地方?有些人在这个时候弄不清楚,给忘记了。
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才是别的民主分子。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靠几个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分子,虽然也可以抵一下,但是没有农民,谁来给饭吃呢?饭没得吃,兵也没有,就抵不过两三天。
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里头出了那样一部分比较先进的人,组织成一个政治性质的团体,叫共产党。共产党里当然还有别的成分,有别的阶级如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有别的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出身是一回事,进党又是一回事,出身是非无产阶级,进党后是无产阶级,他的思想、他的行为要变成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是要革命的,革命就要组织队伍,组织队伍主要是组织农民,还有其他阶级,包括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有时还有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队伍要有司令官、指挥官,司令官、指挥官在中国主要是两个,或者是无产阶级,或者是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中国这个社会两头小,但是两头强,中间大,但在政治上是软弱的。中间阶层是动摇的,无论哪个中间阶层都有它的动摇性。坚决的阶级就只有两个: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的政治代表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自由资产阶级也同我们争领导权,不要以为自由资产阶级就革命得不得了,同共产党差不多。自由资产阶级也有它独立的意见,有它独立的政治团体,现在就是民主同盟。民主同盟里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但主要的是自由资产阶级,它有它的性质。最近《参考资料》发表的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老先生的一篇声明,同志们不知道看了没有,那就是他的立场,他的独立的政见。最近左舜生[2]在招待外国记者的会上,又发表一个声明,也有他独立的立场。现在,民主同盟在联合政府的主张上,与共产党是一致的,国民党说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友党,我们要团结它,联合它。但是它有它独立的意见,它现在是“左右开弓”,区别于两方面,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另方面也不完全同意共产党,它说它是站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间。这个话说得很透彻,是对的,它自己规定了它的性质,属于中间派。
大革命后期,在执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条路线上,我们党是犯过错误的,那时光讲无产阶级领导,而实际上放弃了领导。在那时以前,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六年的一个很长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同志,组织工人,领导工人运动,领导学生运动;后来推动国民党改组,帮助组织国民党;最后在革命过程中组织了广大的农民协会,会员有几千万人,主要是在南方各省,北方也有。这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呢?昨天林老[3]讲得好,那时候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来,被中国人民拿到了,也实行了,但是又似乎不很多,甚至似乎没有。这就是说,在那时候有一部分人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那时候我们党的领导中占统治地位的以陈独秀[4]为代表,他到了大革命后期就不要马克思主义了。
什么是不要马克思主义?就是忘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忘记了人民大众,忘记了农民。当地主哇哇叫的时候,就向农民泼冷水。他又要无产阶级的领导,又不要农民,你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还有没有?在中国,现在搞马克思主义,怎样搞法呢?他不搞无产阶级领导,他又不要这个领导地位,那还领导什么呢?无产阶级领导,主要应当领导农民,他不要农民,当农民伸出手来的时候,就泼冷水,因为地主也伸出手来了。地主说:共产党,你可不行!于是乎,共产党就夹在地主与农民中间,最后接受了地主的影响,向农民泼冷水。反帝反封建不要农民,还有什么反封建?没有反封建,还有什么反帝呢?帝国主义是干什么的?就是看到中国身上有油水,要揩一点油。中国五个人里面,有四个是农民,如果把四万万五千万人分成五份,每一份是九千万,那末就有四个九千万是农村人口,只有一个九千万是城市人口。用五个指头去打那个“帝”,他说多了,无须乎那么多,要割掉四个,拿一个指头去打,力量大得很,那个“帝”就慌得不得了,就哇哇大叫哭脸了,光哭还下不得台,就跪在我们面前。你看四个指头都掉了,就剩下了一个,无产阶级也孤立了,变成了无军司令、空军司令。当一个总司令,你总要有兵。你没有农民,你看小资产阶级还来不来?他跑到你屋子一看,没有几个人,就吓得不来了。小资产阶级最容易变,有时他神气十足,把胸膛一拍,“老子天下第一”;有时就屁滚尿流。你屋子里一个兵也没有,又没有饭吃,他老先生望一望就开了小差。这怪不怪人家?不怪,怪我们总司令,因为你不招兵。小资产阶级的脾气就是这样,他看力量,看政策,你力量大,他就积极,“我来一个怎么样?要不要我去打先锋?”他看见你屋子里没有几个大人,就说:“下一回来吧!我今天还有事,家里老婆生病。”只有无产阶级招兵买马,积草屯粮,五个指头中间有了四个指头,另一个指头无产阶级占了一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成了指甲,那半个指头是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这时如果你再说:“来不来?同志,来开会吧!”他就是老婆有病,也不说了。他看见你有那样大的力量,就说:“我家没有事,饭有得吃,老婆很好。”
我们曾经犯过错误,忘记过领导权,忘记过农民群众。所谓领导权,你总要有一个东西去领导,有被领导者才有领导者,有被领导才发生领导的问题。你不要农民,小资产阶级跑了,自由资产阶级也跑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中力量来打我们,无产阶级就从台上滚下来了,鼻子也跌烂了。然后爬起来望一望:“为什么你打老子?你蒋介石不是朋友!”于是脑子清醒了,搞了一个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时期又来了一个急性病。但还是不要农民,不要领导权,不要中国人民最大的力量,五个指头不要四个。为什么急性病也不要农民呢?因为急性病就是要工人暴动,城市起义,对搞大城市很积极,农民虽然也要,但是是附带的,它不注意去研究农民,研究他的面貌,他的眼睛,他的个子大小,研究他姓张姓李,心里想些什么,有些什么吃的。有的人走遍了多少省份,走过二万五千里再加多少里,参加土地革命多少年,可是出一个题目给他:“什么叫富农?”他说对不起,没有研究。问他:“什么叫中农?”也没有研究。即便是走马观花,那也应该看啊,可是他走马不看花,这个花就是农民。当然下马看花是更仔细,那叫做调查研究。犯急性病的人连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也不要,结果自己变成了空军司令,队伍越打越小。我们党有两次变小过,大起来又小了,大起来又小了。头一次,五万多党员剩下没有多少;后来一次,三十万党员也剩下没有多少。按比例说,头一次的损失还小些,五万多人剩下万把人,剩下了五分之一;后来三十万剩下不到三万,只有二万五千左右有组织的党员,还不到十分之一。现在又大起来了,小指头变成了拳头,今后不要再让它变小了。
抗战爆发以前,我们的准备就是这样。抗战一起来,我们的方针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那时候,中央认为只有人民战争,才能打败日本。所谓人民战争,基本上或者说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没有广大农民参加的抗日战争,可以打倒日本。从有马克思主义以来,已经有一百零二年了,所有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说过不要人民的斗争可以打败敌人呢?从来也没有说过。所谓人民的斗争,或者是比较和平的斗争,比如罢工、思想斗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或者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峰,也就是战争。如果有一个什么人,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说“不要人民的斗争可以打败敌人”,那末,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宣告了他本人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原来他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假的。有些人有这种思想是暂时的,是暂时的动摇,好像不要人民的战争也可以打败敌人。那他想依靠什么力量呢?比如,依靠国民党,甚至依靠国民党里面的顽固部分,认为依靠他们可以打败日本。但是过一个时期,他又觉得这样不行了。那时候这些人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很多,后来才多起来的。在我们党里头,这种情况很多,这种同志也相当多。我们党一九三七年五月开了全国代表会议[5],八月开了洛川会议[6],十一月在延安开了一个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中央曾经肯定了这样一条路线,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条路线被这些会议批准了、决定了。在这些会议上,中央不相信不发动人民战争的专制政府能够解放中国,这一点,在决议案上是写了的,在文件上也写了的。一个压迫人民的专制政府能够解放中国吗?依靠它能够胜利吗?我们是坚决不相信的!因为相信了这个,马克思主义就跑掉了,至少是在一个早晨暂时地跑掉了。以后就要找一下,把马克思主义找回来。马克思主义,你要找它,它就会回来,你不找它,它就不会回来,因为它不晓得你要不要它!我们不相信不要广大人民的力量,能够轻轻巧巧地打败日本。我们这样地提出问题,不是将无产阶级的纲领降低到资产阶级的纲领,而是要将资产阶级的纲领提高到无产阶级的纲领。这样的提法曾经被人家驳过,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说这个提法是要领导权。他们说,资产阶级的纲领,特别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纲领有力量,要在广大人民中,在农民中,在小资产阶级中进行宣传,共产党这一套没有用处!
对于这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加以分析,并广泛地宣传我们的主张,说:“农民们!小资产者们!各位同胞!你们要知道:只有自己团结起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制度,把它改造成为有民主,有人民的军队,有人民的政府,有人民的团体的,日本帝国主义才能打倒!如果没有这些,中国就是黑暗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就打不倒!即p使借外国的力量把它打倒了,中国还是黑暗的!”我们的宣传员就是要讲这样一些话。对于非共产党员,我们要告诉他们,要向他们宣传:“全国人民要团结起来,组织人民的军队,组织人民的政党,组织人民的政府;要改造国民党,改造国民政府,改造国民党的军队。”我们为什么要提出改造它呢?是要把它提高到我们纲领的水平上。但是你要它起来,它就不起来,怎么办?那就要依靠全国人民,依靠进步力量的发展,依靠中间势力的争取,还有依靠国民党里头的民主分子。我们曾经设想过改造国民党,这件事似曾犯过错误,就是说这个估计不确当,没能照那时候我们所设想的做,国民党并未改造。应当说,要改造它并没有错误,但是它不听你的。国民党能不能改造呢?可能,也不可能。我们那时候要改造它,就要创造一定的条件,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并且国民党内部要发生分化,但是没有来得及。进步势力没有发展得那样大,中间势力也没有来得及争取,国民党里头的民主分子又被法西斯卡住了,结果改造就落空了。这样我们蚀本了没有?一个大麻钱的本也没有蚀。我们说改造它,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发展进步势力,不发展八路军,不发展新四军,不做广大的宣传,而且说要改造它这个宣传本身就是一个收获。老百姓听了我们这个话以后,会觉得共产党的话有道理,委员长的脸上是不大好看,所以要叫他洗一下。听说西安有一次开大会,三青团[7]的人当主席,当时到了很多农民,散会的时候台上喊口号“蒋委员长万岁!”农民就喊“赶快完粮纳税!”什么原因呢?因为国民党要农民开会没有别的,就是要农民完粮纳税,他们脑子里装的就是完粮纳税,所以台上有人一喊,他们也就喊出来了。国民党那个脸上黑得很,如果说要给它洗脸,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里头恐怕就有四万万三四千万人是赞成的。我们提出要委员长洗脸,他不洗,我们并没有蚀本,而且赚了钱,这就是让老百姓知道了为什么要他洗脸。同志们,直到今天我们是不是还是这个方针呢?是请他洗脸,还是要割他的头?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请他洗脸,不割他的头。我们开这个会,不是决定割头!这个头割不得!还是执行“洗脸政策”,请他修改他那个错误政策。至于他洗不洗?还要看,今天他不洗,到明天洗不洗呢?那很难说。年纪大的老人不爱洗脸,老同志不要怪我,委员长也很老,他不洗的可能性比洗的可能性大,或许稍微抹一下做个样子,也许连抹都不抹,弄得满头大汗,乌烟瘴气!
同志们!在中国境内和我们争领导权的,要把中国拖回到黑暗的世界里面去的,主要是什么人、什么力量呢?这就是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银行家、大买办的代表。
在一九三八年党的六中全会[8]上,我们纠正了上面所讲的这类错误思想,即不要求国民党洗脸,而是说它那个脸漂亮得很,我们的脸上都是灰,比不上它,至多和它差不多。时时拥护国民政府,事事拥护国民政府,处处拥护国民政府,就是这类错误思想的一个标准的口号。这样的东西是错误的。
六中全会来了一个纠正,许多同志了解了这个问题。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人觉得国民党很好,很漂亮,后来出了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又出了一个第一次反共高潮,出了这两件事情以后,国民党“跳加官”戴的一副假面具脱掉了,他那个不好看的样子就露出来了,这时我们一些同志就逐渐觉悟了。以后又有第二次反共高潮即皖南事变[9],第三次反共高潮,一九四三年七月要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到这个时候,我们党内就大体上肃清了对国民党的幻想。消除了认为国民党不要改造,中国就可以有救,日本就可以被赶出去的思想;改变了认为主要的不是依靠我们自己,发展我们的力量,发展解放区,使八路军、新四军不受限制的思想;树立了要放手动员人民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的领导下打倒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思想,在广大的人民中间,在同志们的脑子中间,展开了一幅新图画。所以思想这个东西很怪,要去掉那一部分坏的东西,不适合于马列主义的东西,不适合中国情况的东西,就要经过一定的阶段,就要有经验,单靠讲是讲不通的。列宁说“要在经验中来教育人民”,因为人民是只信经验不信讲话的。但是讲还是要讲的。我们有两个大教员: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大教员不要薪水给我们上课。没有这两个大教员,就教育不了中国人民,教育不了我们党。至于我们党里面有一些小教员,字也认得不多,也讲不出好多道理,他们去讲人家就不听。后来请了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一个是日本法西斯,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教员帮我们一教,就教好了。
六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坚决实行了对农民、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甚至于对地主的领导权。在我们解放区搞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地主也跟着我们走。由于坚决实行了这样一个领导权,我们发展了军队、解放区和我们的党。从此以后,就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无数次的进攻,并且逐渐展开了攻势,比如像去年开始的攻势,今年就更大了。抗战初期我们是攻势,中期是守势,现在是攻势为主,防御为辅,这是对日本而言。对国民党,我们打退了它的三次反共高潮及无数次的进攻,包括思想上的进攻,政治上的进攻,军事上的进攻,将国民党放在一个什么地位了呢?使它的影响低落了,势力缩小了。国民党也请了一个教员,跟我们是同一个教员,叫冈村宁次[10],他从前住在北平,现在住到委员长附近去了。这个教员一教,国民党的影响就低落了,势力就缩小了。现在国民党的影响还有没有呢?还相当大。国民党有“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又加上二十年,共有六十年的历史,我们还不到人家的一半,只有二十四年的历史。要我们的影响去,他们的影响才会走;我们的影响不去,他们的影响就不走。所以说,国民党的影响是低落,而不是没有,势力缩小了,但还有相当大的力量。他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我们只有九十一万军队;他们有国际地位,我们没有;他们有两万万人口,我们只有一万万人口;他们有六十年的影响,我们只有二十四年的影响。
由于在抗战时期正确地执行了我们党的路线,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敌人,建设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抗日战争,就把国民党挤到了那样一个地位,即影响低落,势力缩小,而把我们党放在了这样一种地位,即成为抗日救国的重心,全国广大的人民都拿眼睛望着我们。
现在已经完全证明,只有这样的路线,才是正确的路线。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的路线,是我们党中央的路线,是反映了全党大多数同志要求的路线,是反映了全国大多数人民要求的路线。这条路线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从外国送来的吗?也不是。它是从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鲁迅讲过:路是人走出来的。[11]我们这条路线,也是中国人民用脚踩成的。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也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抗日战争的路线。这条路线的正确性,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证明得清清楚楚了。现在不比一九三七年冬天,也不比一九三八年,甚至不比六中全会后一个时期,但是直到第三次反共高潮时,还有若干同志不相信这一条路线。那末,是不是现在都觉醒了呢?都相信得那样彻底了呢?都是马克思主义万岁了呢?我看有各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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