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括号内数字为非农业人口数及其所占比重；表内数据据参考文献 4、5、6、7 计算。

　　从表 1 可以看出，青藏高原青海部分城镇化率 1962 年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其后，发展速度稍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率较高；而西藏直到 1985 年其城镇化率只有 10.3%，1997 年西藏城镇化率仅为青海的一半，呈现出较大的差距。

　　从表中非农业人口比重变化和城镇人口比重变化对比还可看出，青海省从 1985 年开始非农业人口比重小于城镇人口比重，而西藏自治区则到 1990 年后非农业人口比重才小于城镇人口比重。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国家在 1984 年调整城镇设置标准，城镇人口统计范围扩大为包括农业人口，青海省同全国一样设立了一批建制镇，导致城镇人口快速膨胀^[8]。而这种现象在西藏自治区直到 1989 年才发生。

3 城镇发展与城镇化现状特征

3.1 城镇数量少、规模小、城镇化水平低

　　截至 1997 年，青藏高原全境设市城市只有 5 个，建制镇 67 个，平均每万平方公里仅有城市 0.02 个、建制镇 0.42 个，同期全国共有城市 668 个，建制镇 11016 个，每万平方公里平均有城市 0.64 个，建制镇 10.83 个。西藏自治区设市城市 2 个，建制镇 33 个，最大的城市拉萨人口仅 13.81 万人，日喀则市人口 8.77 万人；青海省设市城市 3 个，建制镇 36 个，除西宁市人口达 111.3 万人（市区人口 70.15 万）外，格尔木市人口 8.8 万人，德令哈市人口 5.3 万人，城市规模小。从表 2 可见，青藏高原现有非农业人口 50 万人以上的大城市 1 处，20 万人以下小城市 4 处，其中不足 10 万的有 3 处。从总体分析看有以下特点：①城市规模偏小，5 个建制市中 4 个建制市人口 15 万人以下；②西宁市地位突出，第四次人口普查青海省城市首位度达 9.60，居全国各省区之首^[7]；从青藏高原整体看，1997 年其首位度达 3.63，首位比为 23.6%；③缺乏 20～50 万人的中等城市；④小城市数量少、规模小，平均每万平方公里仅有城市 0.02 个，建制镇 0.42 个，每个小城市平均人口不到 10 万人；由此可以看出，中小城市发展薄弱是青藏高原城镇结构的一大缺陷，这对相对分散的高原经济发展是不利的；⑤城镇化总体水平低。从城镇数量、规模、分布密度与全国对比可以看出，青藏高原城镇发育程度较差，城镇化水平低，其中青海省 1953～1990 年城镇人口增长 532.4%，是同期全国各省区增长最快的，其城镇化水平在青藏高原中相对较高；而西藏自治区则为全国最低（表 3)。

2.3 局部地区存在发展经济的比较优势

表 2 青藏高原城市人口（1997 年）
Table 2 Urban population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注：资料来源于参考文献 5、6。

表 3 青藏高原城镇化发展水平比较（1994 年）
Table 3 Comparison of urbanization levvls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1994)

注：市镇发达指数是指市镇非农业人口平均人口规模×市镇密度；表中数据据参考文献 9。

3.2 城镇发展地域差异明显，空间上集中在河谷地区，呈沿交通线分布格局

　　在青藏高原，自然条件是影响高原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因素。由于自然条件存在着巨大的地域差异性，制约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城镇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河谷是高原人类活动聚集处，河谷的走向决定高原城市空间分布的基本格局。青海省河湟谷地、西藏自治区“一江两河”中部流域，自然条件相对较好，开发历史悠久，城镇发展较快，城镇化水平较高，城镇密度相对较大；其中西藏“一江两河”地区城镇密度为 1.67 个/万km²，而藏西北高原自然条件恶劣，绝大部分为无人区，城镇密度为 0.04 个/万km²。青藏高原地广人稀、经济落后，城镇的发展严重依赖于交通的发展，交通成为高原城镇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高原城镇分布呈沿交通线分布格局，如西藏自治区 80% 的城镇分布在主要交通干线上。其空间分布基本特征为：①较大城市和镇分布在较大河谷盆地中，由于交通干线多沿河谷修建，从而形成城镇沿交通干线呈串珠状分布的特征；②城市空间分布分散，相互距离较远。城市密度低，平均每 50万km² 才有一处建制市。

3.3 城镇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设施落后、职能单一，缺乏吸引与辐射能力；城镇间经济联系弱，未能形成高原城镇体系

　　高原全境解放以来，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对高原城镇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点建设，城市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但由于基础差，城镇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城镇经济实力较差。城市基础设施投入相对较少，多数城镇的道路、给排水、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仍维持在较低水平。迄今，在高原城镇发展中行政管理职能还起很大作用，最大城市西宁和第二大城市拉萨分别是青海和西藏的首府，绝大多数城镇都是地区和自治州首府所在地，这些城镇在行政职能的影响和干预下各项社会经济事业得到优先发展，成为各地区、自治州行政区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般较大的镇也都是县府所在地。大部分城镇经济功能不突出，有些城镇是适应行政管理的需要而形成的消费型城镇，要素市场还未形成，各城镇之间联系协作不多，同时因经济实力有限，辐射力弱，难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4 高原城镇化的动力机制

4.1 高原城镇化驱动力

　　对中国城镇化的动力机制的理解，可简化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二元理论模式。自上而下型指国家（主要是中央政府）有计划投资建设新城或扩建旧城以实现乡村—城市转型；自下而上型以乡村集体或个人为投资主体，通过乡村工业化实现乡村城市化。自上而下型城市化支配了中国 1950～1970 年代的城市化进程，至今仍在起作用。而发端于 1970 年代的乡村工业化从 1980 年代起出现了迅猛增长的势头，由此导致的乡村城镇的崛起和发展，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城市化道路而备受国内外关注^[10、11]。

　　青藏高原从 1950 年代开始的快速城镇化进程，其主要动力机制是自上而下型的，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对青藏高原建设的重视，高原城镇化进程加速，其主要动力依然是自上而下型的政府投资拉动，然而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投资主体，城镇化动力正向多元化发展。纵观高原城镇发展过程，其动力机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国家投资于资源开发形成新城市

　　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看，由于其实行市场经济制度，政府很少采用直接干预的手段发展经济，资本按照比较利益的原则流向获利最大的部门和地区，从而形成城市化的基本动力。我国自 1950 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经济，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不得不采取由中央政府集中全国的财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做法。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最典型，以 156 个重点项目的建设为核心，在中西部地区出现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7]。在区内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工业化要素缺乏的条件下，青藏高原工业化进程表现为主要依赖区内单一的资源要素和区外的经济资源（资金、技术、熟练劳动力）的嵌入而形成，并由此形成了主要以城市为载体的现代工业与以广大农村为载体的传统农业所构成的总体二元结构和在这二元结构内部以中央投资发展的现代工业与地方投资兴办的地方工业在城市并存、传统落后的原始农业与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业工业在农村中并存的双层二元结构。青藏高原地广人稀，资源较为丰富，但资金、技术力量不足，许多重要建设项目由中央直接投资建设，形成了数量较大的资源开发型的人口迁移，从而驱动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如 1959 年建立冷湖石油工业基地，以后又相继建立起采油、炼油等工业，形成了冷湖石油城；此外像察尔汗钾肥厂、龙羊峡水电站、青海铝厂、柴达木锡铁山矿务局等资源开发型企业的发展都形成大量的城镇人口，仅上述 5 个重点项目，共有职工 54600 人，包括家属在内约 10 万人左右，其中 80% 左右是省外迁来的。这是人口迁移量比较大的一种类型，是形成青海城镇化的主要人口来源之一^[8]。

　　（2）沿海内地工厂企业整体搬迁

　　现代工业在欠发达地区嵌入的第一个基本意义就是让当地农民有机会看到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现代工业和现代生活方式，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而言，减少了学习现代工业的费用或者说减少了发展成本。同时，这些大型工业的资金、技术、物质与市场也是其所在地区的重要储备。从而为其周围地区的城镇化起到示范与推动作用。现代工业移入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资金、技术、市场储备为高原城镇发展与城镇化进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以青海为例，从 1956 年开始，青海有计划、有组织地从上海、北京、天津、沈阳、济南等大中城市成建制地搬迁来一部分手工业企业，先后建立了 20 多个集体企业，搬迁职工 400 多人，包括家属 3000 余人。这些企业成为青海手工业行业中的骨干企业，为青海的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从 1966 年开始，国家有计划有步骤地将沿海和内地工业布局密集的企业向西北西南转移，青海是转移的重点地区之一，转移的主要对象是机械工业和重工业。在“三五“及“四五”期间，青海先后迁入职工近 5 万人，包括家属在内约 12 万人，为青海国民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3）行政机构建立与扩大

　　青藏高原解放前经济落后，文化宗教氛围特殊，加之气候恶劣，交通闭塞，外来人口不易谋生，自内地迁移到高原落户的人口不多。像西藏地区和平解放前基本处于封闭状态，外来人口很少。解放后，青藏高原全境展开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大批新建的工矿、农场、学校、医院等单位急需专职管理人员和熟练技工。针对高原缺乏建设人才的状况，从 1950 年代开始，国家从全国各地调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支援高原建设。大量的志愿建设者从全国各地来到高原参加高原经济建设，在当地的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骨干作用。与此同时，一批新的行政机构随之设立，一些已有的行政机构不断扩大。以青海为例，建国后，青海需要大量的各方面的人才。1949～1985 年，先后从部队抽调、派遣干部 15000 余人，加上家属 5000 多人，共计 20000 余人到地方工作。国家每年还从全国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中分配一部分学生来青海工作。1949～1985 年间，国家从外省大专院校毕业生中累计分配给青海 1 万人左右，其中 1981～1985 年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分来 2382 人，对青海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起了一份重要的作用。西藏自治区自和平解放以来，国家每年向西藏输送大批科技、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几十年来仅先后在西藏工作过的汉族干部就达 11 万人。1981～1992 年，西藏共接受大中专毕业生（不含师范生）达 1.47 万人。

　　（4）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个体经营者的大量涌入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其产生的农业剩余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前提。青藏高原区域农产品剩余过少、供给不足，造成工业化过程迟缓，阻碍城市形成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得到重视，区域特色农副产品商品率逐渐提高，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逐渐加大。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步向城镇转移，农村城镇化进程加速。以青海为例，随着青海省工业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由于招工、招生、参军、家属随迁等原因，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这是形成省内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 1979 年以来，为了加速农村、牧区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鼓励和支持农村、牧区的剩余劳力进城从事第三产业，从而使非农业人口增加的速度大大加快。1984～1985 年，全省非农业人口增加 173281 人，其中，为解决科技干部与工矿企事业单位老职工夫妻分居，而由农村迁入城镇的家属人口占 84.57%，招工占 2.71%，招生占 3.7%。17 万多“农转非”人口中，80% 都是来自本省农村、牧区人口的转化。

　　在市场经济国家，个人作为企业和住宅的投资者，历来在城市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在中国实施计划经济的时期，随着个体经济的逐步萎缩和房地产市场的消失，个人失去了投资的权力，自然也不会对城市化进程产生影响。改革开放后，个体经济重新获得发展的机会，随后规模较大的私营经济也开始出现在某些地区。80 年代中期，有关农民自备口粮进城务工经商的政策出台后，个体及私营经济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西藏 1984 年实行更加全面的改革开放政策后，随着内地援建的 43 项建设工程在西藏的展开，个体及私营经济，尤其是外地进藏的个体工商户对西藏城镇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1984～1992 年，西藏个体工商户由 15341 户增加到 18127 户，增长 18%，外地工商户同类值增长 15.6 倍；西藏城镇个体工商从业人员由 12918 人增加到 24830 人，增长 92%，外地工商户同类值增长 1.8 倍；西藏个体工商户注册资金由 9971 万元增加到 13143 万元，增长 43%，外地工商户注册资金增长 5.4 倍。在山南地区行署所在地泽当镇到乃东县政府所在地之间原是一条凹凸不平的马路，而现在已被琳琅满目的店铺联成一体。以汉族为主体的区外各民族个体工商业者的到来，对活跃西藏城镇经济，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促进城镇建设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5 结论

　　（1）青藏高原城镇发展表现为总体落后、局部发展加速。

　　（2）城镇化现状特征表现为城镇数量少、规模小、城镇化水平低；城镇发展地域差异明显，空间上集中在河谷地区，呈沿交通线分布格局；城镇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设施落后、职能单一，缺乏吸引与辐射能力，城镇间经济联系弱，未能形成高原城镇体系。

　　（3）高原城镇化主要动力是自上而下型的政府投资拉动，然而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投资主体，城镇化动力正向多元化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