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4年春天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增加了一款有关国歌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和聂耳合作的这首歌作为国歌的地位，终于得到了中国宪法文本的正式确认。

　　《义勇军进行曲》入宪，也许是今年修宪中受到较少关注的一个方面。然而，受到的关注少，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不值得探究。因为，国歌入宪，作为一个重大的宪法事件，足以促使我们思考：为什么要把国歌写进宪法？其法理意义何在？国歌与宪法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关于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为此提供的理由是：“赋予国歌的宪法地位，有利于维护国歌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和国家荣誉感。”这当然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依据，但同时，它也是一个意犹未尽的依据。作为宪法修正案的一项内容，我们还可以对国歌入宪的文化蕴含作出更进一步的解读。

　　从文化与符号的视角上看，文字是一种符号，声音也是一种符号。在各种各样的文字符号中，最有感染力的文字是诗歌，诗歌不但是最美的文字符号，它同时还可以作为表达感情、振奋精神、沟通思想、凝聚意志的重要载体。以至于“至圣先师”孔子，竟也不惜花费巨大的心血来删定《诗经》，“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在孔子的心目中，诗歌这种文字符号对于建构一个理想社会的积极意义，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果说诗歌是最优美的文字符号，那么，在千变万化的声音符号中，最有感染力的当首推音律。律者，均布也，它本身就包含了整齐划一、和谐有序的含义。当年的孔子坚决地反对“郑声”，倡导“韶乐”，正是看到了“韶乐”这样的声音符号所具有的强烈的教化功能。

　　将诗人田汉创作的文字符号与作曲家聂耳创作的声音符号合二为一，就是我们的国歌。

　　国歌作为人类创造出来的最优美的符号复合体，它与宪法的关联就在于：它们都是符号。

　　无论是宪法还是其他法律，都是人类创造的符号。与人类创造的其他符号的区别在于，宪法和法律是人类交往的规则符号与意义符号。“人类”二字，表明了“人”作为“类”、作为“群体”的存在形式。“类”的生存，“群”的存在，意味着“类”和“群”当中的任何个体，都必须与他人交往。交往必有规则，而规则又离不开符号化的表达。规则符号有多种存在形式，它既可以通过代代相袭的仪式、习惯、风俗来表达，也可以通过那些画在岩石上、铸在铜鼎上、刻在竹简上的文字来表达。后来，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成文法渐渐上升为人类交往的主要的规则符号，这些规则符号不仅可以清晰地界定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有效地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纠纷，它同时还可以传达生活的意义与价值。说到底，人类的交往与生活，无不在由法律这种符号所提供的规则与意义所编织起来的大网中。如果法律可以理解为一种符号体系，那么，宪法则是这套体系中最权威的符号。“群己权界”、政治秩序以至于国家存在的正当理由，无不依赖于宪法这种符号。宪法既然是其他法律符号正当性和有效性的渊源，因此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法律符号中的基础符号。从这个意义上看，宪法是人类创造的最具权威性的规则符号与意义符号。

　　国歌入宪，正好体现了最优美的文化符号与最权威的文化符号之间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借助于宪法的权威，国歌在国民心里获得了更加神圣、更加崇高的地位。另一方面，通过一次又一次地奏响国歌、传唱国歌，“国家在我心中”将会成为一种广泛的集体意识，在这个过程中，宪法，作为国家的符号化表达，不但会通过理智，而且会通过情感，更加深入地走进人们的内心世界，人们对宪法的信仰、尊崇，也将日渐一日地加深。

　　一首国歌、一部宪法、一个国家，它们的命运完全是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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