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育儿文化的正负面与当代教育的危机

中国的教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但同时，今天的中国教育却正面临从来没有过的危机，尤其是基础教育。在长达9至12年的教育历程之后，孩子们却越来越感到涉足社会的困难，这不能不使家长们为自己的下一代担忧，尤其是正在成长的独生子女一代，教育能否使他们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能否使他们的个人特征获得最充分的重视？他们能否愉快、充实、和睦、互爱地度过他们的一生？他们如何设计并完成自我人格的塑造？他们将如何扮演未来社会的角色？他们将如何担负起传递历史和人类文明的责任？这些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焦虑。然而尽管有这样一些焦虑，但大多数人仍然完全按照传统的育儿文化去培养下一代。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国内的许多类似的问卷调查中，家长对下列问题的回答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在多选题“您希望您的孩子成为（1）有教养的人（2）有知识的人（3）有钱的人（4）有名望的人（5）能战胜困难的人”的回答中，“有教养”和“有知识”占了较大的比例；对“您希望您的孩子将来怎样”，答案最集中的是“上大学”和“有用的人”；“对孩子最满意的”是“用功学习”，“最不满意的”是“不用功学习”、“贪玩”，“最担心的”是“不能成才”、“找不到工作”。

中国教育的希望与问题源出于成人社会对自己下一代的这样一种企盼。由于有这种企盼，整个社会普遍重视教育。同样由于有这样一种企盼，中国教育的问题从来没有这样尖锐和突出过。对于当前的教育，人们似乎有一种复杂的感受：“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拥有一切，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由此登上天堂，人们由此堕入地狱”。

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对待下一代的态度和养育方式，这种育儿文化不仅影响着一个人的人生道路，而且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在中国，尊老与爱幼是两大源远而流长的民族传统。中国人重视儿童的程度大概是世界上罕见的，一旦有了儿女，父母就会处处先想到孩子，宁可自己吃苦，也要千方百计地让孩子尽可能过上好日子，其惜子之情就是到今天仍不减弱。但是，中国人绝不是为了爱孩子而爱孩子，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他们爱愈深，教愈严。这是因为孩子最终不是属于他们自己所有，做父母的从生一直到养，之所以尽心尽责，固然看重的首先是子嗣后继，支撑门庭，但归根结底都是在为社会尽义务。为了使孩子长大以后也能像他们一样合格地尽到做人的责任，就必须从小对他们严加管束。所以，就有“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的箴言，就有了“孟母三迁”的美谈。

出于重教，因而就尊师，“爱其子，择师而教之”、“师之所存，道之所存”，所以教师在社会上的地位就不同一般。“天地君亲师”，教师被放在一个极高的地位，赋予他“传道、授业、解惑”的重要功能。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地位绝对是不对称的。“师为上、生为下；师为主、生为仆；师为尊、生为卑”，这样一种长幼尊卑的等级观念贯穿于整个教育的全过程。成人社会完全从自己的意愿出发去管束儿童，而少有两代人之间的平等对待、相互沟通、相互交流。放纵和抑制在这里获得了某种统一，对儿童的宠爱必须服从于训练和教育的要求。尽管社会在发生变化，但这种独特的育儿文化却在一代代中国人中延续，经过长期的因袭过程转化为历史的积淀物而沉入到人们的深层意识当中去，并通过潜意识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习俗式的潜意识不是个人的，而是民族的，因而也是根深蒂固的，表现出来就是民族特征的集体无意识行为。对于今天的许多中国人来说，望子成龙甚至比自身成龙更重要，他们并不深究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只是凭借着一种历史的惯性去行事，或者，他们只是把上一辈对待自己的方式不加思索地转移给下一代。他们可以含辛茹苦，让孩子有一个优越的处境，获得细致周到的照顾。但同时他们又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来教育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把孩子抛到一个激烈竞争的环境，甚至泯灭美好的天性，违反孩子的意愿和兴趣，逼着他们去上各种特长班，去？奥校“，去超负荷地学习，去死记硬背大量无用的知识。或者过分宠爱，或者过分苛求，似乎很矛盾，但在很多父母看来这样做却是顺理成章的，他们说：“这都是为了孩子好!”实际上，他们已经用“慈严并重”把矛盾的两个方面尽善尽美地统一起来了。

这样一种育儿文化影响到学校中来，成为学校教育的基础。学校成了社会对个人进行鉴别和选拔的一个筛选器，每个人都被迫通过这样一个机制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实现自己的价值。一个以能力为本位的社会，在进行社会分工的时候，必须把才能与机会、努力与报偿统一起来，才能体现社会的公平。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筛选机制是一种体现现代社会公平的必然选择。但是，被过分强化了的学校筛选功能使得学习在促进个人发展方面的功能难以发挥，在残酷竞争的环境下，学生的人格遭到扭曲，极大地损害了一代人的身心健康发展，这又是现代学校的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时，严格的等级制度、机械的记诵之学、压抑人性的教学方法导致了种种极其荒谬的结果。一次考试就能决定一个人的终生，一个偶然的失误就能断送一个人的前途，这又是极不公平、极不人道的。

这样一种育儿文化或推动中国教育的发展，或阻碍中国教育的进步；或奔腾起伏，或缓缓流淌。但它从来未曾销声匿迹，而是活跃在人们思想的深处，支配着中国教育发展的走向，它更渗透了教育的各个层次，逐步地制度化，形成了今天的以能力为本位、以选拔为基本特征、以应试为主要内容的精英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牺牲了大多数人的发展，泯灭人的美好天性，抑制人的主体性和创新精神。

二、教育的变革与传统的改造

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不可能有现成的模式提供借鉴，我们只能在传统中理解和改变传统。但是，中国教育发展到今天，再也不可能以不变应万变了。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些问题：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都提出了全面的新要求，要求教育从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的协调中重新审视自身的发展；科技的日新月异、知识量的激增及其存在形式的变化、知识共享的可能性等，使教育从内容到方法都面临严峻的考验；数字化社会的到来、新技术、新媒体的出现，使人类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式产生重大变化，这必然对教育观念和教育实践产生深刻的影响；21世纪是一个充满竞争的时代。对人的精神素质将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它要求人们正确地认识自己的精神世界，科学地预测和控制心理现象的发生和发展，从而更好地把握自己，以积极、昂扬的精神状态面对世界，这有赖于教育做出贡献；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的生态、能源、人口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等一系列危机，也在向教育提出新的时代性课题，要求教育及时作出回答。

其实，最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步入了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不仅改变着社会，同时也改变着我们每一个人。由于现代化是一种整体的社会变迁，它所引发的变革也是多方面的。中国的现代化尽管起步较晚，但感受到的却是全球范围内现代化浪潮的冲击。当现代主义仍在对人们迅速变化的观念和行为作出解释时，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又从新的角度阐述着近二三十年来现代化进程中所发生的新变化。我们过去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要放在新的尺度下重新加以审视，决定取舍，中国教育中的种种不能适应现代化进程的观念、制度、内容、方法等等都在引起人们的思考、讨论。它冲击着传统的儿童观、亲子观、教育观、学校观、师生观，促使教育向现代化的方向转化，这反映了我们正在经历的一种历史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尽管是缓慢的，但却是非常深刻的。

一代具有独立精神和创新精神的新人正在生成，传统的个人观、学生观正在受到挑战。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格范型始于孔子的“圣人说”，到宋代理学被具象化为“无情、无欲、无我”这样一些基本特征。理学家把心灵比作明镜，只要“存天理，灭人欲”，去除镜面上的蒙尘污垢，恢复虚明之本体，便是“无我”、“无心”、“无情”，便可以做到“物来顺应”。这样一种个人人格观最终被扭曲地发展成为无情、无欲的空壳，连提倡者自己都无法实行自己的主张，无法否定自己的生命意志，甚至无法摆脱日常生活琐事的困扰，从而导致人格的异化。因此在中国社会走上现代化道路之初，它就遭到人们反对，被讥为假道学。当整个社会由非理性的人治状态向承认人的主体性的方向发展时，社会必然会重视个人的能力、价值、权力、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开始成为个人的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社会应当体现努力与报偿、才能与机会的统一，使每一个人都享受到一种机会均等的、有利于个性丰富和全面发展的、有助于探索和开拓新生活的教育，这使我们不能不重新审视我们教育中的学生地位及其价值存在。孩子还是被动的受体和可以任意塑造的模坯吗？在个人权利及其主体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和保护的今天，如果我们承认孩子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特的个体，具有其独立的人格和自我价值，如果我们不再把孩子看成是父辈的替身、父辈理想和意志的一部分，那么教育应该如何来确定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和发展主体地位？应该如何帮助每一个学生养成健康人格，实现自我价值？应该如何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以及两代人之间的平等精神，并据此来重构新型的学校文化呢？

传统的代际关系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成人的绝对权威正在受到挑战。今天，两代人之间已不再是依附关系，成人不可能再把孩子看成是自己的附庸，培养孩子的最初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是让他们从家庭走向社会，在未来的社会中大显身手，实现自我价值。因此，传统社会的尊卑等级制度已不复存在，成人不可能继续维持传统的以长幼尊卑为基础的尊严地位。不仅如此，在今天的社会中，实际上两代人都面临着社会化的问题，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可能要老老实实地向我们的子女和学生学习。因为与我们的后代不一样，我们这一代人是在社会提供的范式和榜样中长大的，我们按照社会规定的参照系来判断周围的一切。在一元化的环境下我们几乎感受不到选择。我们的工作、事业、人生前途甚至家庭生活都由社会安排好了。但是今天，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一起，正在经受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变迁的挑战，在两代人共同面临的历史性变化面前，我们的孩子显然对环境有更深的认同。多元化的社会使他们从小就养成应变的能力，独立地去作出判断和选择。我们的下一代对新文化似乎有着更多的认同，他们没有旧观念、旧框框，轻装上阵，又有着接受能力上的优势，因此必然走在我们的前面。传统的长幼之序和师道尊严已经不可能再维持下去，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来重构新型的代际关系呢？我们依靠什么来维持成人对孩子应有的权威和影响呢？教育又依靠什么来实现自己对下一代的社会化功能呢？

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作用正在受到挑战。自从教师这个职业产生以来，教师就是学问的代表，“师之所存，道之所存”，此之谓也。而在互联网越来越普及，知识来源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知识的存在形式已经有了革命性的变化。千百年来人类知识经验存在的文本形式不再是唯一的存在形式，人类知识正以信息流的形式在互联网上运行，在各种各样的媒体上出现，使知识变得人人可以共享，孩子通过学校之外的渠道学到的知识，这已成为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孩子问倒家长、学生问倒教师，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其实在现代社会，随着信息渠道的高度发达，信息资源共享程度的愈益提高，这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有时，我们会觉得两代人之间的差异不仅仅是语汇、语境、逻辑和价值体系的差异，“读书破万卷”似乎不再是博学的一种象征。在许多场合，我们不能不恭恭敬敬地向我们的孩子学习了。既然已经做不到“学富五车”，那么我们何以为师呢？我们应当如何应对来自孩子的越来越难以应付的提问呢？我们又应该向我们的学生提供些什么呢？

学校的功能也在受到挑战。学校是一种古老的、广泛存在的社会组织。它始于人类知识及其传播的专门化要求，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地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场所，是现代社会中最常见、最普遍的组织形式。但在高度信息化、一体化的社会中，人们通过越来越多的渠道传输有用的知识，培养创新的精神，掌握科学的方法，学校显然已经不是唯一的知识来源和社会化场所，各种超文本的知识信息通过各种媒介充斥着社会的各个场所，网上课程、虚拟学校的出现，使得知识可以通过学校以外的许多途径获得。与此同时，新的交往形式，如通过网络与外界的交流，大大拓展了一代人的学习与交往空间，这种功能取向的转移是理所当然的。这种转移必然会引起传统人才培养方式的深刻变化。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学习会否消亡呢？如果学校继续存在，那么又应该如何适时应变地对来自各个方面的影响加以选择，发挥其组织、调控的作用呢？

我们要把一个什么样的教育带到21世纪？新世纪的教育将以什么面貌出现？它将如何发挥自己的功能？我们将如何扬弃我们的传统，迎接时代的改革大潮？以往习惯了的一切，都要放在新的尺度下来重新审视，决定取舍，获得进入21世纪的入场券。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门槛，回顾和展望中国的教育时，摆在眼前的，不仅是令人欣喜的成就，更有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难题。当然，传统仍然是我们生存的基础。对于传统，我们不能抛弃，而只能扬弃。教育的变革，无论是观念的还是制度的变革，都将是一种漫长的工作，而且不可能有现成的模式提供借鉴。所有关于传统的知识都包括在传统之中，在传统之外是学不到这些知识。所以我们必须回到传统中去求取知识，然后才能理解旧的文化及其制度运作的优点和缺点，才谈得上改造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