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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思想解放历史进程及其经验借鉴

来源:不详  作者:不详  更新时间:2005-11-19 13:38:38   

    1978年,邓小平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探索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高举思想解放大旗,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框子,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以大无畏的政治勇气提醒人们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经过二十年的成功实线,最终形成二十世纪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进程中继毛泽东思想之后又一次思想飞跃,并在这次飞跃中形成邓小平理论。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通过回顾中华民族思想解放的历史进程,有三条历史经验值得注意:

    经验之一:思想发展的生命力在于开放、互容与批判性地吸收。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中国思想界出现大繁荣。西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汉未儒学便陷入危机。三国两晋出现的玄学,既是中国对儒学的反叛,又是当时文化思想枯萎的表现。东汉时佛学传入,给中国思想界带来新活力,但随着佛学为统治者在南北朝和隋时推向独一无二的地位之后,佛学的地位便发生动摇。唐韩愈矫枉过正,提高儒学地位,结果造成熔佛、道、儒三家为一炉的宋明理学的出现。宋明理学是中华民族自东汉以来出现的佛道儒三家经过生克溶融之后出现的又一次思想飞跃。本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民主思想传入中国并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达到高峰。之后中国又开始新的一轮宋明理学、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三种思想在中国的生克溶融的过程,最终出现后两种思想与以宋明理学(后发展为所谓“新儒学”)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结果便出现后来发生在中国大陆思想文化和台湾地区及香港、澳门地区的思想文化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吸收的现实。这种现实将在未来──只要它能够长期保持开放、互容和批判性地吸收的趋势──可能对远东地区的儒家思想文化圈的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而这种影响又是中国未来崛起所必需的外部文化环境。

    经验之二:思想桎梏往往产生于已往的思想成就。比如“正名”是春秋时儒家提出的概念,是为社会人文物理作出的一种规范,这种概念对后世的社会道德规范的形成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在其发展的同时,也成了社会思想发展的桎梏,以至出现“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相抗拒”(谭嗣同)的阻碍社会进步的恶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曾在近代和现代史中取得很大的成就,但当这两种思想文化传入第三世界国家并在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它们也在这些国家形成阻碍社会进步的思想教条。在当代中国,它们具体表现为“左”和“右”的教条。对新事物,他们不是从实践的标准,而是以“姓社还是姓资”,或以西方所谓“人权标准”(这也是一种教条)标准来衡量,结果竟使“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了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10]然而,不管是“左”还是“右”,它们都是思想僵化的后果。在此应特别指出的是:继承中国传统的东西中容易产生僵化,吸收外来的东西时也容易产生僵化,而思想僵化带给中华民族的后果几乎都是灾难性的:中国共产党二十年代末及三十年代初期的挫折、建国后的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末的“ 文革”及苏联九十年代初在所谓“新思维”指导下的“改革”所引发的苏联解体的严重后果,都是很有力的明证。

    经验之三:大凡历史处于平稳发展时期,人们的认识容易出现脱离实际,不负责任地坐而论道的倾向,这种倾向往往在政治实践上造成巨大的失误并导致民族危机;相反,每当历史进入危难之际,人们的认识就比较容易进入实事求是的轨道。春秋战国时的大战乱,出现孔子的入仕思想和墨子的求实学风;宋人空谈,导致南宋国破家亡,但这却造成中华民族的思想史出现前所未有的大飞跃,并由此产生了强调“崇实致用”的实学思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危难之际的产生了“反对本本主义”思想飞跃;三十年代,中国红军刚出现好转局面,脱离中国实际为特征的王明路线又开始盛行,并由此导致中国工农红军在濒临绝境的情况下,被迫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两次危机迫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解放思想,并在新的认识基础上形成了以“实事求是”为思想精髓的毛泽东思想。五十年代经济刚有好转,中国思想界又开始出现脱离实际,崇尚空谈的学风,结果造成十年“文革”大危机,这场危机又引起人们对中国实际国情的深入认识及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党的思想认识再次转到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特征的邓小平理论。今天我们又面临着一个由 邓小平理论奠定的政治经济发展相对好的历史时期,我们是否会汲取历史经验,再次从政治的高度认识学风问题,以免重蹈历史覆辙,这确实是一个历史再次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关国家命运的重大课题。

    注释:
    
    [1]陶渊明《读〈山海经〉》
    [2]《朱象公文集·卷七十·读大纪》
    [3]《朱文公文集·卷三七·与刘共书》
    [4]《象山先生全集·卷十一·与李宰》
    [5]《阳明全书·与王纯甫》
    [6]《语录》
    [7]《答邓石阳》
    [8]《答耿中丞》
    [9]《夫妇论》
    [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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