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不详 作者:不详 更新时间:2005-11-19 13:41:21
五、认为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间一场有关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论争,也是外省人“并吞派”、“汉沙文主义”(主张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和“本土派”(主张台湾文学界有其独特性)之间的斗争,企图独占和歪曲史料,抹杀这次争论的团结、进步的深刻意义。
六、认为一九70年代(第二次)乡土文学论争,是台湾文学“主体意识”和“自主意识”的发露,否认和抹杀论战中反帝文学、(中华)民族文学、大众文学等思想内容,企图窃掠和变造70年代乡土文学论争的果实与历史。
七、当前有关台湾新文学史分期的争论,主张台湾现当代史中的“社会性质”分期是所谓“殖民地社会”、“再殖民社会”和“后殖民社会”,罔顾台湾社会史的科学性知识。
这些“理论”的学术与科学品质固然极为粗疏,不堪一击,但是长年以来,却也自成“体系”,由“台独”派教师在讲坛上不断宣传,带硕、博士研究生,逐年增加“文学台独”倾向的论文,增加“文学台独理论”队伍中的新兵,不能不说情况是颇为严重的。
因此,有关台湾文学论领域统独斗争的形势,就“文学台独”论的批判而言,我们以为统派有这些问题与机会:
甲、问题方面
(一)资源单薄,力量悬殊。独派占有高教领域,陈政权上台后,拥有更丰富有力的资源。统派势单力薄,理论队伍、言论阵地与独派相较,悬殊较大。
(二)现政权积极在高教院校中扩张、广设台湾文学系所。在当前台湾文学教员绝大多数倾向“台独”的条件下,不能不使人担忧。
(三)由于独派拥有雄厚文化和教育源,有能力推动国际性台湾文学研究活动,扩大“文学台独论”在“国际”学界中的误导和影响。
乙、机会方面
(一)“文学台独”论的学术知识品质一般而论颇为粗陋,容易彻底论破。
(二)可以团结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界共同进行研究,共同进行对于“文学台独”论的科学性、系统的廓清与批判,摆事实,讲道理,以理、以科学知识服人。
(三)台湾新文学史的新的资料的发掘与整理,有助于揭发“文学台独”的各种破绽。最近我们整理、出版了有关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间关于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论争的原始资料,对同时期台湾文化思潮的史料也做了初步整理,并与研究界分享,希望将资料公开化、透明化,使“文学台独论”接受实证性资料的检验。
结论
“台独”运动长期重视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处心积虑,有长久之计。最近,在政权的推动下,有急迫性地广设台湾文学系所,强化中国文学与台湾文学的分殊意识,把中国文学挤压为“外国文学”,并且以台湾文学系所为“文学台独”的基地。到目前,真理大学设立了台湾文学系,成功大学设立了台湾文学研究所,正进一步筹设台湾文学系。中兴大学据说也设立了台湾文学研究所,而清华大学也在积极筹设台湾文学研究所。凡此,都说明“台独”运动在文化、思想意识形态斗争中高昂的企图心。
面对“文学台独”的攻势,个人以为,在台湾文学研究工作上,应该学习杨逵精神和范泉精神。杨逵在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关于建设台湾文学论争中表现了这些精神:(一)熟达地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二)坚持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三)坚持台湾新文学的特殊性以及其与中国新文学之一般性的辩证统一;(四)坚持省内外作家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团结;(五)重视文学运动的实践—文学组织与文学领域中的统一战线的展开;(六)具有对政治的敏锐的认识力,明确、坚定地反对为“台湾独立”、“台湾托管”,为美国和日本外来势力服务的文学。
范泉是从来没有来过台湾的大陆著名编辑、文艺评论家和散文家,对于上述重建台湾新文学的论争起到敲定主旋律的作用。即(一)他主张“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分的一环”;(二)作为一个大陆的文学评论家,他对台湾、台湾人民和台湾文学抱着真挚、深情的关注,并且带着这样的关注去研究台湾文学;(三)在主张将台湾新文学重建为中国新文学的一个组织部分的同时,又坚持台湾新文学发展的主体是台湾本土作家,强调只有台湾本土作家才足以建设有“台湾气派”、“代表台湾本身”、有“台湾作家个性”的台湾新文学。这是把台湾新文学的特殊性与中国新文学的一般性的矛盾统一起来;(四)在思想感情上和在具体实践上,和台湾作家、知识分子维持真诚、深刻的感情联系,建立了坚强的相互信赖和团结。
杨逵和范泉都是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间,两岸省内外文学家、评论家共同讨论重建台湾新文学时最有领导性、最突出、也最杰出的典范。今后,在面对批判“文学台独”以重建台湾新文学时,杨逵先生和范泉先生的风格与工作、思想作风,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启发。
宣传和批判“文学台独”的斗争的新回合,正在蓄势待发。海峡两岸捍卫台湾新文学的中国属性的作家和学者,势须建立清醒的认识,准备好面对新的斗争。
文章评论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