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腊，理性算计的世界观不仅仅限于商业领域，因为数学和对自然的数学观是古希腊教育的基础之一。以数学的观点来看待自然的观念首先暗含在毕达哥拉斯及其信徒的宗教性术语中，后来这一观念传播到爱奥尼亚城市的世俗的商业文化中。自此以后，对宇宙的数学计算成为希腊社会的文化内核。宇宙的数学化导致对可理解的宇宙的世俗的科学描述。契约法则原本只是保护在贸易和市场运作的商业交易的工具，后来超越商业领域先向公民生活管理领域扩张，后又向一般的政治行动领域扩张。这一扩张的结果就是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理性化。

    此外，古希腊也有其独特的社会政治条件。如古希腊社会没有神圣的中央集权的王权国家，不存在广泛的君主专制的官僚制官员，也没有有权有势的与神圣王权有关并使之具有合法性权利的教士，商业文化网络的发展没有任何障碍，从而发展成为古希腊社会的主流文化倾向之一（其他文化倾向还有尚武精神等）。这一过程在古代社会是不正常的，对于古希腊社会是独一无二的，对于罗马，在一定程度上对腓尼基城市国家也是如此。由于没有神圣的王权官僚国家，公民活动的管理，从交通法规到建筑法典，均置于扩展的法律王国民法的管制之下。社会行为的理性评价的概念从民法扩展到刑法。在快速商业化的希腊城邦中，不存在国王、教士、部族长老垄断司法判决的现象，刑事案件有罪、无罪的判决转而取决于公民大会的决定。刑事案件的结果先通过理性辩论，辩论者代表双方进行辩论，辩论者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律师，但却是受过良好教育并训练有素的演说家，受当事人的委托并接受当事人的报酬。辩论之后由陪审员大会根据宪法和民法来决定是否有罪。理性的、可辩论的刑法替代了宗教教规和国王的法令。民法与刑法精神扩展到政治生活领域，宪法就成了新兴希腊商业城邦公民行为的指导原则。

    于是，自然合法的思想原则开始扩展到宇宙观层次，这样宇宙不仅被看作是数学上可计算的，而且在运作上是合法的。自然合法的原则，与数学计算一起成了科学世界观的基本原则。在这样一个商业的、世俗的、科学的文化网络中，理性的世界观出现了，法治民主就成了政治的最高标准，而君主统治、神权政治却成了历史的遗产。

    因此，不受神圣的王权官僚国家控制的商业文化和商业中产阶级的成长，必然导致科学世界观的发展，科学世界观的发展必然导致中产阶级对法律和民主的渴求，从而为法治民主的建设提供稳定的社会基础。这是古希腊的经验。现代历史进程以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在英国和法国的启蒙时期得到戏剧性的扩展，继而在近现代欧美民族国家内得到发展。在这一进程中，以自由为导向的法治民主伴随着商业性中产阶级和商业文化的发展而得到了艰难的发展。这一进程不完全是古希腊历史的再现，但的确具有内在的逻辑相似性。

    二、西方社会的忧患

    古希腊的经验表明，中产阶级的商业性是其成为法治民主之政治支柱的充分条件之一。现在的问题是，中产阶级的商业性是其成为法治民主之政治支柱的必要条件吗？也就是说如果中产阶级不再从事商业，而是成为现代官僚制度中的白领阶层、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官僚以及专业工作者，这时的中产阶级仍然能够成为法治民主政府的支柱吗？新中产阶级是否会被韦伯所说的官僚制的"铁的牢笼"(iron cage)锁住从而与法治民主无缘呢？在古希腊社会之后，专制的帝国取代了古希腊的城邦，在现代社会里，法治民主国家是否会重蹈覆辙而为巨型官僚组织组成的帝国体制所取代呢？

    从近代史的发展历程来看，中产阶级的成长与产业革命有很大的关系。在工业革命初期，贸易资本家独领风骚，他们把商业利润投资于工业，从而变成了产业资本家(英国、荷兰、比利时，然后是美国)。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其《大变革》一书中精彩地描述了这一现象。第一阶段的产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上层阶级、小业主和小农场主中产阶级(作为独立的为市场而生产的企业家的中产阶级)。当然，与工厂体制同时出现的产业工人则是新的下层阶级。这一阶段的中产阶级与古典中产阶级差别不大，均具有商业性。2

    在工业革命的中期和后期，中产阶级的特性有了一定的变化，获得了新的特点。因为在这一阶段，巨型公司和现代官僚制国家得到了发展，管理和官僚阶层作为新的上层中产阶级出现了，与此同时一个数量众多的新的白领办公室工人也加入了中产阶级的队伍，而在当代社会，中产阶级队伍里更增加了专家治国论者，工程师、应用科学家、计算机专家和当代高技术、福利国家经济体制所必要的职业服务人员。

    中产阶级的官僚化或者组织化引起了许多思想家对于法治民主命运的担心。比如马克斯·韦伯就担心官僚化、组织化的新中产阶级的理性世界观可能会变成官僚组织的理性，官僚的头脑对法律契约和民主辩论的理性，势必导致民主缺乏特定的观念基础而走向衰落。米尔斯(Mills)也有同样的担心，他认为，新中产阶级与古代的中产阶级截然不同。古代中产阶级是农场、商店和办公室里独立的小业主。他们不必向任何人负责，在政治上是非常独立的。而新的中产阶级却是巨型公司、政府或者公共服务官僚机构的工薪雇员，他们是不独立的。他警告说，新中产阶级被巨大官僚组织的"身分等级"禁锢住了。所以，他们不可能具有民主公民所需要的独立精神。韦伯和米尔斯预言，世界将为"没有灵魂的技术人员"所操纵，将为"没有良心的纵欲者"所居住，民主和法律将毫无存在余地。官僚的钢铁外衣将会罩住新中产阶级，把他们锁进官僚和技术统治昌盛、自由和民主变为历史陈迹的世界中。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i Marcuse)指出，新时代的科学在专业化的专家王国中变得相互孤立了，普通公民与科学的距离越来越远。普通公民不再追求科学精神，而是追求个人感觉世界的快乐，或者追 求神秘而空洞的非理性的宗教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法治民主必将因为缺乏适当的社会支持和观念支持而走向衰落。

    思想家的警告是有理由的，但是这些警告仅仅是警告，因为新中产阶级虽然具有官僚化、组织化的特征，但它依然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忠实基础，因为它远没有放弃法治理性的政治，他们依然坚定地信奉法治民主。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新中产阶级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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