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是对政治实践的说明、校正与超越 ,是人类反思自己活动的思维记录 ,是现实政治不致于完全断送人们心中的良善期望之依托 ,是我们得以观察政治问题的理论前哨站。但是 ,分别由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政治思想家 ,所表达的政治意愿、提供的分析意见、建构的理论体系 ,总烙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总体现出明显的个人特色。无论站在那一个天才的政治思想家的特定视角 ,去看政治问题 ,都只能收到“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效果。比如站在孔子的仁义政治观立场看中国古代政治 ,会觉察中国政治的良善一面。史家钱穆以为中国从无专制的结论由此得出。但是 ,如果以道家的批判理论来看古代社会 ,便会使人意识到古代政治的极度不公。现代革命家的斥儒重道可为佐证。在西方 ,则以对政府的态度来讲 ,也便有“政府万能论”与“政府万恶论”的迥然区别。前者对政府歌颂备致 ,后者则大力提倡无政府主义。

   可见 ,政治实践与政治思想 ,还只是政治活动“一物”之观念与行为的“两面”。要对政治有一个更透彻的了解 ,还需要立足其上 ,才可望鞭辟入里。好在现代政治学的两大传统 ,为我们提供了两种各具成效的思维路向 :英美的经验主义思路 ,为我们认识和了解政治实践、经验性地分析政治活动 ,提供了蓝本。而德法的理性主义传统 ,则为我们认识和了解政治本质、理论化地把握政治精髓 ,提供了参照。沿前者的见解 ,我们所见如上。依后者的玄思 ,我们则发现以政治精神的辨识 ,去拢合政治史实 ,会给出一个富普遍适用性的解释的价值体系。“政治精神”,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式提法。它不同于英美政治思维经验性地对待政治的大思路 ,而试图对一切政治现象背后的一致性加以抽象。因此 ,前者 (英美 )是经验的 ,后者 (德法 )是理性的 ;前者是具体的 ,后者是抽象的 ;前者是归纳的 ,后者是演绎的 ;前者是统计的 ,后者是思辩的 ;前者是客观优位的 ,后者是主观奠基的 ;前者是冷静智性的 ,后者是激情奔放的 ;前者是建构与范导并重的 ,后者是以范导统建构的。平心而论 ,两种思路对政治解释各有功效。但是 ,以对政治史实的抽象说明、理论把握而言 ,后者更有力。

   政治精神这一概念的蕴涵是 ,贯穿于一切政治活动过程 ,外显于政治理念、制度安排、现实运作、政治行为与心理结构之上的本质一致性。从政治精神的高度看政治 ,它借助于一切政治事象 ,但一经形成一定的精神核心、精神气质 ,就反过来更有效地解释这些事象得以出现的根据。因此 ,它又不以事象的描述、历史的复杂为职责。相反 ,更注重政治中基本一致之处的寻找与理解 ,以求达到对政治生活更理论化的解释 ,并给人以强烈的解释力度感。

   三、国家、历史与政治精神

   政治精神省察以对政治的抽象化、理性化、建构化的解释 ,体现其面目。但是 ,具体地把握政治精神 ,则无法排除它的历史性、民族性、国家性。这是由人类政治活动方式决定了的。就人类迄今为止的政治活动而言 ,政治精神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方面 ,它总是具体民族国家 (National - State)所依赖的具体历史条件构成的。从来还没有过完全超越民族国家的持久政治事件。即便是当代的国际政治活动 ,按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著作家汉斯 . J.摩根索的理论 ,也只能视为“国家间政治”,它的起点是国家权力与国家利益 ,遵循的原则也是国家权力的均衡与国家利益的协调。世间并无统一行动的“人类政治”存在过。因此 ,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区域 ,了解其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地理环境、政治格局、人文意识 ,就成为可行的具体解释政治活动的唯一取径。另一方面 ,人类的政治活动在由各民族国家构成基本内容的前提下 ,又日益显示出历史性沟通、一致性融汇的征兆。民族国家随经济交往的频繁化 ,政治关系也日益紧密。在多元发展的基础上 ,如何达到“在地球上共谋生存”的一体化格局 ,已成为自 1 6世纪以来 ,人类政治生活日渐需要认真对待的重大政治课题。这种局面 ,势必要求我们既要寻求全球一体化的合理格局 ,对联合国一类的世界政治组织倾注更多的精力 ;同时还要对一体化的具体成分―各国政治有更多的了解 ,尤其是要对现代国家各具特色的政治行为模式、政治基本价值加以同情的了解 ,才可能使全球一体化具备坚实的基础 :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合作。民族国家是历史的产物。早期的人类社会 ,民族与国家并不具有统一性。即是说 ,当时世界上的所有国家 ,统治者的统治辖区并不与统治集团所属的那个民族居住的地域相吻合 ,甚至统治者的语言和文化与臣民的语言和文化也迥然不同。这一时期的国家 ,可以称为“文化国家”,而难以称为当代人所谓的政治国家。民族国家是在十六世纪生产力大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世界范围扩展以后才正式形成的。从此 ,各国的文化传统、政治取向、价值观念的个别性才日显凸出 ,民族与国家的统一性才日渐明显。各个国家在共同或相异的历史源头上 ,分别汲取有利于本国发展的养料 ,并相应形成了民族国家的历时类型与共时类型。民族国家的历时类型 ,指的是时序上有先后之分的民族国家具体形态。民族国家的具体历史类型 ,最突出地表现出它的历史性。如作为英美式的民族国家 ,经验主义的政治传统、权力分割与制衡的制度安排、改良主义的政治行为方式 ,都是自身历史相沿而下所形成的。再如欧陆式的民族国家 ,仅看德国 ,重思辨、尚建构的政治思维 ,重政府作用的政治架构 ,强调权威与服从的政治心理 ,也是与它后起发展 ,政治上具有集权传统互动而形成的。又如中国式的民族国家 ,之所以民族意识更强、文化统绪观念更坚定、集权取向更明显、人治困境难走出 ,更是与后发外生的现代化进程、人治的历史背景、集权的政治传统等等历史因素、较封闭的地理环境等外在原因 ,相互作用而成的。民族国家的共时类型 ,指的是历史中形成的各类型国家在基本结构上的一致性。一方面 ,对民族国家共时类型的把握 ,可以从它共同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入手。比如 ,整个欧洲都是在古希腊――罗马传统、希伯莱――基督教传统的基础上 ,建构其政治模式的。因而政治上的一致性较为明显 ,政治精神 (如法治―民主政治 )较为一致。另一方面 ,也可以从生产方式结构上把握民族国家的共时类型。如我们熟悉的资本主义政治类型、社会主义政治类型等等。在政治精神的把握当中 ,民族国家的历时类型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 ,在民族国家仍然是具体辨识政治精神的载体的情况下 ,对民族国家具有以体现其独特性的历时类型进行分析 ,就可以深入到具体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之中 ,了解其政治背景 ,诸如政治活动所寄的地理环境、政治思维方式与文化传统等等 ,理解政治杰出人物的政治品位与政治行为 ,详实地把握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事件产生的综合原因。从而 ,能够穿透政治事件的诸种表象 ,明了蕴涵其中的精神实质。譬如 ,表面上看 ,秦始皇、唐太宗、清太祖、孙中山、袁世凯是几位不相干的政治历史人物 ,但从中国政治的“国家观念”、由此生成的权力意识、行为去向等方面去审视他们 ,则可以发现他们在处理权力关系上 ,围绕的伦理――政治主轴 ,并由此显出他们的个性 :专制独裁或作风“民主”,以及显示他们的共性 :面对伦理政治 (或人治、德治、礼治 )的共同挑战难题。可以说 ,抛开国家、历史的独特性维度 ,是无法解读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精神 ,因而也无法全面了解这个民族国家的政治生活真象。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