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财团、政府、报刊都极力鼓动中国搞私有化。但是，西方驻华使馆中有几位对我国友好、头脑清醒的学者，却向我们敲起警钟。

    1988年下半年，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经济学博士芮捷锐(这是他给自己取的中文姓名，英文姓名是Geoff Raby)和英国驻华使馆经济学博士吴必得(这是他给自己取的中国名字，英文姓名是Pater Wood)主动来找我。我当时任《经济参考报》总编辑，我带了几位学经济的记者、编辑去，与他们长谈四次，总计约14小时。最后一次长谈已是1989年春天，地点是北京西单的“豆花饭庄”。

    两位博士讲来讲去，中心意思是：私有化会使中国天下大乱。他们说：由于中国有9亿农民，人多地少，如果中国搞私有化，搞出来的不会是现代资本主义，而是欧洲18世纪、19世纪那种原始资本主义，重新经受欧州人经历过的痛苦。中国人民过了40年虽不富裕但是安稳的社会主义生活，一旦搞原始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必然群起反对。那就会天下大乱，甚至发生内战。

    我把两位博士的意见整理报送中央，是在1989年4月10日。

    后来得知，法国罗特希尔德银行派专家到中国作过调查，他们回去写的内部报告，结论与芮捷锐博士和吴必得博士相同，只不过用词更重。他们认为，如果中国搞私有化，搞出来的将是欧洲过去那种在矿山上大量使用童工、女工，给大批老百姓带来贫困的“野蛮资本主义”。

    这不是危言耸听。原始资本主义、野蛮资本主义已经悄悄地在中国露头。据反映，在一些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就在无节制地加班加点，没有劳保福利，老板欺压工人，甚至老板侮辱女工。有些发了财的老板纳妾，娶小老婆。目前已知的最高纪录是纳妾6人。有的老板发了财就嫖娼、搞姘头，还腐蚀国家干部。

    广东的同志给我寄来一份剪报，是1991年4月19日广州《羊城晚报》刊载的读者来信。我把它照抄在这里。

    编辑同志：

    我们是广州市白云区蚌湖镇服装厂临时工，共200多人，大部分是外省人。我们每天从早上7点30分起，除午饭吃饭休息两个半小时外，其余时间就上班不停了，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有时还加班到深夜，一天工作多达十四五个小时。可是我们的工资甚低，技术熟练的每月仅二三百元，大多数只得一百多元。根据临时工劳动管理条例规定，我们应享受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为此，我们建议：

    (一)按件计工的单价不应太低，并应向工人公布，单价的订定应维护国家、厂方、工人三者利益。

    (二)每月让工人休息1-2天，最少亦应休息4至6晚(不加夜班)。

    (三)工人确有患病应允许请假，不当旷工论处，全勤应有奖励。

    (四)每月定期发放工资，关心工人业余生活。

    一群临时工

    如果遮住信中的地名厂名，这封信很像是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抄录来的。《资本论》出版于125年前(1867年)，书中引用了英国工厂视察员的大量报告，与这封信描述的情况非常相似。

    这一群临时工的要求多低啊！他们只希望“每月让工人休息1-2天”，或者每月“休息4-6晚(不加夜班)！”而国家法定的休息时间是每周休息一天，每天劳动8小时。

    1992年3月29日英国《星期日电讯报》刊登了约贾纳?夏尔马从香港发出的文章，题为《疯狂牟利的受害者》。文中说：“为了能挣到比自己的家乡多两三倍的工钱，一些工人忍受着亚洲最糟糕的工作条件。香港的工会组织认为，华南外资工厂对工人的剥削可能会导致共产党革命胜利前的封建制度的某些最恶劣的暴行在中国重现。”文中引了大量事例，令人触目惊心。由于地名、厂名不详，我这里就不抄录了。

    据我国《黄金时代》杂志记者的调查：1990年，深圳发生停工、罢工事件69宗，参加的有9677人。绝大部分发生在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我引这些材料，不是要大家去反对或排斥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恰恰相反，我们还要继续发展私营企业，热情欢迎外商来华投资，这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上述丑恶现象，只是部分地方、部分企业出现的问题，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法规还不健全，管理工作没有跟上，被钻了空子。我们有共产党领导，有人民的政权，只要认真抓，就能把这些问题解决，不能因噎废食。

    但是要看到，如果人民政权被推翻或者变了质，像有些国家那样利用资产阶级专政的力量来推行私有化，让原始资本主义、野蛮资本主义任意泛滥，那就控制不住了。过去常说而没有真正出现的“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情况，便不可避免。

    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搞私有化，是吃了大亏的。60年代初。这些国家相继取得独立，纷纷以政府的力量来发展国营工业，经济增长很快。1965年至1980年间，平均每年递增5.5%。英国海外发展署署长帕顿在他的报告中评论说：“比在工业革命后，我们英国使用大烟囱的维多利亚时代祖先所取得的历史性增长率要好得多”。80年代初，由于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以及国际市场的变化，一些国营工业出现亏损，经济增长速度因而放慢。这些国家的执政党不是共产党，没有能力克服官僚主义，惩治贪污腐化(搞社会主义必须有共产党领导，这是非洲给我们的一条教训)。他们不是改革国营企业的管理体制，而是听信西方国家的劝告，搞“私有化”。10年私有化的结果，经济严重恶化。据世界银行统计，1980-1988年间，撒哈拉以南的非州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0.8%，其中工业的年均增长率为负0.8%，而人口增长率在3%以上。世界银行行长科纳布尔在其1990年度报告中说：“有些拉丁美洲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大多数国家，人均实际收入、生活水平和投资已经下降。对这些国家的穷人来说，80年代是被遗弃的年代。”美国前总统卡特说，这些国家现在每人每日摄入的食物热量，比10年前减少70大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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