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周年的生日来临。一场来自海外的“集体注目礼”，也在向这个东方的大国投来。
60年之后重新认识中国
新中国60周年的生日来临。一场来自海外的“集体注目礼”，也在向这个东方的大国投来。
其实，新中国从来没有淡出过世界的视野。这一方面是因为，作为唯一没有中断过历史的五千年文明古国，一个仍拥有全世界近1/4人口的大国，它在19世纪以前“无人可比”的繁荣，它在20世纪所经历的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在21世纪所重新焕发的朝气活力，令无数史学家着迷、探寻；另一方面，它在60年前所选择的一条全新社会形态的现代化道路，在社会主义阵营集团纷纷解体之时仍然高扬的红色五星红旗，成为世界发展史上的一道“奇观”，并且因完全迥异于正处于强势文明的西方发展模式和价值理念，时不时被戴有色眼镜的人们投去偏见的一瞥。
不过，2009年的注目，少了许多“中国崩溃论”，多了一些“中国机遇论”；少了许多质疑，多了一些赞叹；少了许多冲动，多了一些理性。“重新认识中国”，伴随着对西方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动摇，走过60年轮的新中国，回到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成为热议的话题。
2009年以来的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以及还在蔓延着的全球金融危机，这三场都足以载入世界史的“大考”，仿如是一场提前到来的新中国综合实力“大阅兵”，呈现出新中国60年里的综合实力、价值取向，在改变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同时，令世界对中国有了“重新发现”。
我们欣喜来自世界的这样“重新发现”。然而，在这样一个甲子年轮，我们同样有必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认识这60年的含义。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对一些关键时刻的重要选择有所理解，对遭遇的困难有所认识，对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有所认识，也对未来充满信心。要想“重新认识”，必须回到60年前的那场起跑线开始观察。
新中国成立前夜，一位美联社记者急急从香港发出电讯：“这个国家太大了，又穷又乱，不会被一个集团统治太久，不管是天使、猴子，还是共产党人”。几个月后，美国政府发表《中美白皮书》时，国务卿艾奇逊断言：“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是成功的。”
这就是1949年前中国的真实写照。一个西方人不屑的“泥足巨人”，轻轻一推就可倒下，一个在受压迫、受奴役、受欺凌的黑暗世界里度过百余年的国家，一个又穷又乱、任人宰割、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的国度。一个拥有世界1/4人口的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在现代化浪潮席卷之下，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比他国更严苛的条件：它必须解决国家主权与人民解放的历史性课题，它必须面对人口大国与资源匮乏的社会矛盾。
当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的时候，年轻的新中国却遭遇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孤立与围堵，西方历史学家们甚至放言：“社会主义是20世纪的产物，也必将终结于20世纪”。
这就是新中国诞生前后的真实国际环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两大阵营始终敌视与对抗，经济封锁、政治施压、战争威胁，而由于新中国是直接把人民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实施社会主义，它甚至连“榜样”苏联的基本经济制度条件都还不具备。
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曾无奈地发出：“我们除了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连一辆汽车、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这就是成立之初的共和国面临的严峻考验。旧中国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萎缩、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市场混乱，民生困苦，失业众多……而新中国要进行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业，没有经验可借，没有教训可鉴。
6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抵达了怎样的位置？
当年，一句“华人与狗不准入园”，让方志敏悲愤地呐喊这是“中国民族悲惨的命运呵”而不惜发出“假使能使中国民族解放，又何惜于我这一条蚁命”的悲壮之声，而现在，国家独立，民族尊严。我们结束了“奴族”黑暗，正奔向“自主”而去。当年，军阀割据，抗日烽烟，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偌大一个北平，找不到一张安稳的书桌可放”。现在，漂流百年的香港和澳门“回家”，主权收回，雪洗了100多年甚至300多年丧权辱国的耻辱，海峡两岸关系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机。我们结束了“四分五裂”的局面，向着“和平统一”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