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基层社会结构的变化改变了原来居民自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原来主要依靠行政资源作为主要推动力的也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下现代化城市管理的要求。准行政化居民自治模式导致的结果是居委会为政府的需要而存在，而且也须借助于政府的权威而存在，这不但成为居民自治发展的窒碍，也不利于城市基层政府的深化改革，更不利于稳固和加强党在城市基层社会的底磐。

    面对新的挑战与机遇，居民自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起符合时代要求的的新型居民自治管理体制，形成党政和政社分开、居民积极参与、兼职与专职工作相结合的新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市积极承担起探索居委会新的发展模式的重任。

    1999年，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街道源竹居委会在居委会选举改革试点过程中走出了一条新的居民自治模式——居民自治的三维体制构架，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为依据，以居民区党支部为领导核心、以居民委员会为主要组织载体、以社会工作者为联系政府和居民委员会的桥梁，实现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居民自治的三维体制构架走出了居民自治仅限于居民委员会所造成的困境，她对上把居民区党支部纳入为居民自治的领导核心，对下构建了新的社会工作者作为联系政府和居民委员会的桥梁，三者相互影响、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了居民自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三者的关系具体如下：上级党组织？居民区党支部？居民委员会？社会工作者？基层政府

    一、居民区党支部——居民自治的领导核心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居民自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党支部设在居委会上是中国基层民主与西方社会基层民主的最大区别。维此，才可能在实现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同时而不至于偏离社会主义发展的大方向；从居委会的角度讲，把党组织建立在居民区，能更好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使居委会能够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实现居民自治。

    传统的居民区也曾设立党支部，结果却是“党政不分”导致了无论在体制上还是功能上，党支部的地位和作用都没有得到切实地加强，反而造成了党和居民自治形式上对立的假象：加强党的领导势必影响自治权力的发挥，而发展居民自治又势必削弱党在基层社会的权威；事实上党在居委会一度陷于繁杂的具体事务和复杂的矛盾之中。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居民自治是否需要党的领导——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在于如何在加强党对居民自治的领导的同时又能促进居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源竹居委会在居委会选举改革试点中做了有力的尝试，即把党组织建立在居委会上作为居民自治的领导核心，党支部本身构成了居民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从体制到功能上都明确了党组织在居民自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体制上讲，党支部设在居委会上使得党组织从体制外作用向体制内作用转化。众所周知，居民自治的发展历程意味着政府的权力要从基层社会的不断撤离；但是政府权力的撤离并不是党组织从社区中撤离，相反由于政府权力撤离所留下的权力真空并不是居委会所能立即填补的，反而为党组织在基层社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源竹居委会在选举改革试点中看到了党组织在居民自治体制转轨中的作用，果断地决定把党组织由居民自治的体制外作用向体制内作用转化，并且把其定位为居民自治的领导核心力量。

    在选举改革试点中表现在统一党员的思想，以党支部的名义推荐候选人等。

    从功能上讲，明确了党在居民自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使得党在基层社区的功能有了新的拓展。具体表现在：（1）政治导向。中国城市居民自治不同于西方基层民主的重要一点即是她必须坚持会主义方向，这就要求居民自治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宪法、法律。但是居民委员会由于经常面临着诸多具体的事务而对此难以兼顾，党支部必须承担起宣传的主要责任。在这次的居民委员会的选举试点改革中，党支部根据党的十五大以及上海市城区工作会议关于扩大基层民主的精神，积极向居民宣传，充分发挥了党组织的政治导向作用。（2）社会整合。随着现代化的进展，城市基层社会越来越趋于多元化发展态势，这就对国家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整合。但是政府的权力在居民自治的发展中在逐渐撤离，其它社会组织又无力承担，这样社会整合的重任便历史地落到党组织身上。另一方面党组织由于在整个国家中的领导地位，有必要也有能力进行社会整合。如以居民自治为依托，在“三新”组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和新自治组织）中建立党组织。（3）工作表率。随着“单位人”向“社区人”的回归，党员在社区中的表率作用越来越成为需要。在源竹居委会选举改革试点中，代表148名，其中党员29人，占20%? 怀醪胶蜓∪?8名，其中党员12人，占42.8%；正式候选人8名，其中党员5人，占62.5%；选举委员会成员7名，其中党员5人，占71.4%；最后选出的7名选举委员会成员，其中党员5人，占71.4%，所有这些都充分证明了党员在居委会选举改革试点中的表率作用。

    二、居民委员会——居民自治的主要组织载体居民自治的三维体制构架并没有改变居民委员会的性质——基层性、群众性和自治性，也没有改变居民委员会在居民自治中的主体地位——它仍然是居民自治的主要组织载体。问题是在传统的居民自治体制下，居民委员会几乎承担了所有“自治性”的甚至许多“非自治性”任务。

    党组织的地位没有明确规定，一方面导致了党组织过多地纠缠于具体事务，另一方面党在基层社会的任务如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皆由居民委员会代行；政府管理重心的下沉导致居民委员会成为事实上的行政管理的末梢，政府的而不是居民的需求成了居民委员会的主要推动力。通过党支部核心地位的加强以及社会工作者的建立，在体制上理清了居民委员会的责职，使得居民委员会承担的并非本职的一些工作尽快剥离出去，进而能够更为集中地关注居民自治的自身发展。当然，在源竹居委会选举改革试点过程中，就居民自治的体制构架也进行过争论：有的根据居委会的工作性质，认为应该把其定位为议事层层面，具体操作由社工完成；有人认为居委会的工作本来就是操作性的，很难将其具体分为议事层和操作层。最后，双方达成了近乎折中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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