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这可以从我们中国人的现代生活经历上得到证实。比如毛泽东时期，实行毛式社会主义，那时，我们说毛式社会主义很正确。大家热情高涨，全力投入。但是后来政治家说“那时”错了。那时错了，我们就批判吧。而对于“这时”正确的邓小平来说，他提出的两论，曾经引导改革开放走向相当成功的境地。但是，后来又有人告诉我们，两论也很危险。猫论、摸论，可能抓对、摸对，也可能瞎摸、乱撞。偌大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怎么能这样走呢？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应该有科学的设计以及长远的规划，怎么能以那么简单、乃至儿戏的猫论、摸论来指导呢？又错了！如今在干嘛呢？我们又在寻求新的国家指导思想了！而经历过三番五次的类似变化的我们，可能醒悟到这些规范式的政治陈述可靠性有限。我们就会开始努力寻找“可靠的”政治言述。

    所以，从政治理论的演变上，也从政治生活的体验上，都可以看出，一切规范的陈述带给我们的确定性是严重不足的。只有科学，带给我们的确定性，使我们有一种可靠感。那是一种什么可靠感呢？那是一种依靠冰凉的数据代替感性的判断，而产生出来的可靠感。请问，当你认定任何个人，不论他多么英明、多么伟大、多么神武，他的政治判断都具有一种不确定性的时候，你不信这个冰凉的数字，你能信什么？一切个人的、主观的判断都是带有感情的。感情的判断，给人的确切可靠感，就必然是弱的。而只有不带感情的判断，才是值得我们信赖的。

    于是，作为社会科学的主力学科之一的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兴起了，它代替了传统规范方法主导的政治学(politics)的地位。政治科学发挥到极致，建立在实证调查、概率统计基础上的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占据了政治理论研究方法的统治地位。统计的基础，是调查。调查的方法，就是随机抽样、实地访谈的方法。为何会形成这样的研究格局？就是因为这样的研究太客观了，太具有可信性了！所以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科学本身在强调自己客观性的同时，其实也就是把此前的整个政治思想悬搁起来了。所以，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原来的古典政治理论或者现代早期的政治理论也就成为“过去的”政治理论。这样，它为我们提供的种种价值论证也就被悬搁了起来。如此，我们可以做的政治学研究工作，就是统计，就是调查，就是访问。我们依靠这些来判断政治活动中谁是谁，谁支持谁，谁反对谁。这样一种价值中立基础上对于政治学研究的客观性的强调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我们对政治生活合法性、正当性的判断，变成了数字游戏。如果以前是认为好的，现在则变成了大数字支持的，否则就不能认为是好的。

    而这个数字游戏，事实上已经成为我们理解政治生活，不仅仅是理解政治生活而且是组织政治生活的基本途径。像韦伯这样的政治学家，如果一旦去竞选市长、州长、总统，他就得先放弃自己对于统治合法类型问题的思考，去追求大数字的支持。假设他知道自己的当选率低于百分之十，对手的当选率是百分之八十，那他自己就知道是彻底没希望了，而不是去从规范意义上为自己“应当”当选辩护。这种辩护，没有任何意义，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假如完全没有希望，还要顽强地参加竞选，那就只是参与一个好玩的政治游戏而已。比如美国的大富豪佩罗特，成立一个改革党，他就是建立在“你能参加竞选，我也能参加竞选”的想法基础上，投入到竞选之中的。他当然会觉得自己在政治正当性上应当具有比台上政治家更多的底气。但是，他只能觉得参与总统竞选真过瘾，过把瘾就行，至于输赢，就保证不了什么了。因为数据表明，他根本没有获胜的希望。所以这一个数据，就已经具有选择和组织政治生活的支配性。而至于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绝对性的东西，可以根本不予关注。这种思路一旦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政治科学家们所能做的工作，就是坚定地预测，昂扬地分析，自信地断定。

    其实，在社会科学提出的我们理解政治的思路的时候，我们是处于一种两难状态。什么一种两难状态？我们对于数字处于信赖与不信赖的两难状态。

    一方面，我们基于对数字的信任，认定我们对政治生活的理解完全超越了古典社会。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因为我们在政治科学的研究中，克制了不确定性，克制了朦胧美。我们在政治科学中做出的判断，是确定性基础上的实在的判断。这是一种超越了规范政治理论方法的理论抉择。因此，这是我们对政治理论应当建立起来的一种新信念。与之相联系，我们还建立起另一种信念。另一种信念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政治理论探索，必须变成为行为观察。所以，行为主义政治学作为实证主义政治学的核心，变得具有支配性的作用，发生过绝对支配性的功能。比如，我们要研究个人的政治社会化问题，就可以把我们预设成一个学习的个体，借此来观察我们政治社会化是怎么构成的。而我们所要了解的问题就是下述这一类问题：家庭、学校是怎么教育你的？给你的爱是多大的比例。给你的知识是多大的比例，给你的情感教育是多大的比例，给你的经验教育是多大的比例，然后将这些比例一合成，就知道你的社会化状态是如何的了。而情感教育也相当简洁明了地表述为一个行为的具体指导：如果你跌在地上，为了训练你的勇敢，不仅不会将你扶起来，反而可能会给你一个耳光：你哭什么！跌下去爬起来就是。这种比例各是多少 ，加起来进行概率统计，证明教育社会化的有效的程度是如何的，我们就可以依循这种方式来进行政治社会化的教育。所以大家一窝峰而上，根据个人完成政治社会化的不同指标，发疯地对后代进行诸方面的培养。所以今天出生的小孩是痛苦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他不仅要学习系统知识，还要拉小提琴、拉二胡，还要学英语、学法语、学德语。家长、学校、社会，都认为这样教育出来的小孩，最具有适应社会化要求的“素质”。素质在政治社会化中，也变成了一个个的数字指标，而不是综合的、规范的先天、后天因素的良好结合状态。这就是现代政治生活的一种组织方式。除了政治社会化的行为主义观察以外，还有社会、政治行为过程本身的行为主义观察。比如你选择什么产品，你是依靠什么选择的，你这个依靠的根据的权重有多少，由此画出的量表是会么样的？我们画出来一条弧线，来显示其中的变化情形。这个变化的弧线交叉点在哪里？而这个交叉点本身，可能象征着我们政治态度的变化和政治行为抉择方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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