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探讨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知识界最显著的思潮的特征和谱系。我所关切的理性主义是现代理性主义。无疑，表面上看来它只是很久以前的理性主义的回光返照，但是本质上它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特性，我要探讨的就是它的这一特性，尤其是这一特性对欧洲政治的影响。这里所说的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当然不是现代欧洲政治思想中唯一的，也不是最富有成效的思潮。但它却是一种强劲的、生气勃勃的思维方式，有许多旁枝的支撑，因而是当代欧洲强有力的知性成份，已经影响了所有的政治信念而不只是哪一种，流行于所有的政党路线。几乎所有的政治派别，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因为被说服，以为不可避免，或者因为所谓的它已经取得的成功，甚至不假思索地，都成了理性主义的或亲理性主义的。

    理性主义者的一般特征和总的倾向并不难确定。他总是支持心灵在任何条件下的独立，思想不对理性之外的任何权威承诺义务。在现代世界，这一立场已经引起了争论：他是权威、偏见、纯然传统、惯例、习俗的敌人。在心态上他是怀疑的和乐观的：怀疑，因为没有什么意见、习惯、信念根深蒂固、被广泛采取到他不会毫不犹豫地去发问、去以自己的理性作判断；乐观，因为理性主义者从不怀疑他自己的理性在决定事物的价值、分辩意见真伪，判断行为是否正当时的力量（当得到正确的运用）。而且，他还有这样一个信念作后盾：人类有普遍理性，人们共同具有理性审察的力量，它是论证的基础和力量之源；他把巴门尼德的训诫刻在自己的门上通过理性论辩作出判断。这一立场除了具有理性平等主义的色彩，还是个人主义的，不相信任何人经过真诚、明晰地思考，会和自己得出不同的结论。

    但是认为他对先天论证有额外的兴趣则是错误的。他并不忽视经验，但是他往往表现的好像是那样，因为他坚持说那是他自己的经验（万事皆想自己从头来过），因为他迅速地从繁多、混乱的经验中引出一套原理，从而进而从理性出发加以辩护或者批驳。他觉察不到经验的累积，只觉察到已经转化为一套公式的经验的现成性：过去对他来说只是障碍和累赘。他不具有那种否定的能力（）（济慈划归给莎士比亚的能力），即直面经验的神秘和不确定，不急于寻找秩序和明晰，服从经验的能力，他没有贴切、详尽地评价真正自我显现者的天资，所说的否定的热情（），只能识别一般理论强加于事件之上的粗轮廓。他的心智类型是知性的，的规则的洞察力对他没有效力。一些人给我们的感觉是，他们受过精心的教育，一种把他们引入他们所属文明的传统和成就的教育。他们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有教养，享有丰厚的遗产。而理性主义者与此相反，他们至多是中庸、中立的工具，是经过系统训练而非良好教育的人。在知性上，他们的抱负不是去分享族群的经验，而是作一个切实的自力更生的人，这使得他在知性和实践活动中异乎寻常地谨慎、自觉，去除一切被动性、韵律感和连续性，把它们消解为一连串的转变，每一转变都 服从于理性。他们的心灵没有风格，没有季节和温度的变化，他的理智经历尽可能地和外在影响隔绝，尽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切除和他所在社会的知识传统的联系，否认任何超出分析技术训练的教育的价值，他们容易得出结论说，人类在人生批判性的时刻还远不成熟，如果自我批判更为彻底的话，他们甚至会对人类迄今能够成功存活感到惊异。借助一种近乎诗性的想象，他尽力这样去过每一天似乎每天都是全新的，他相信习惯养成了就等于失败了。根据我们粗略的分析，也许我们可以说在思维特质上如果不是在本质上，理性主义者对时间有着深深的不信任感，他们急切地追求永恒，当下的、短暂的事物使他们极为不安。

    所有领域中，好像政治领域是最不会顺从理性主义的，它深深地扎根于传统和环境中，充满变幻。一些理性主义者也承认自己在政治领域的失败。成长于现代理性主义的怀抱之中，他在道德和宗教上都是理性主义者，唯独在政治上不是这样。但并不是所有的理性主义者都承认在这方面失败了。除了宗教领域，理性主义最大的胜利就是在政治上了：一个在生活上贯彻理性主义的人会毫不迟疑地如此处理政治事务。

    但是更需要观察的不是一位理性主义者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和行动，而是他这样做的政治理念来源（之于他应该是深思熟虑的、自觉的理念）。他想当然地相信心灵是自由的，摆脱了偏见和既有习惯，无束缚的人类理性指导政治活动时是不会出错的。进而他相信论辩是理性的技术和运作方式；他关心的只是意见之真和制度的理性基础（而非其运用）。结果他的政治活动的内容就是把他所处社会的政治的、社会的、沿袭下来的制度带上理性的法庭；再就是理性化的管理，理性无限制地凌驾于具体条件之上。对于理性主义者来说，没有什么会仅仅因为存在着就有价值（哪怕已经存在了好几代人），亲近（）没有什么价值，一切都要加以详细审查。由于其天性，对他来说破坏和重建比接受和改革更容易。修修补补（需要耐心地认识质料）在他看来是浪费时间；较之通用的和实验证明效果良好的方法，他总是更喜欢新发明的设备、策略。他认为有意识地促成的变化才算变化，因而他就很容易错误地把习俗和传统等同于无变化。这一点从理性主义者对思想史的看法上就很容易看出来。对于传统，不存在保留或者改进的问题，因为那样有向传统屈服之嫌。必须对传统加以破坏，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自己的创造：对传统中包含的理性化 的真理之基质进行形式化的删节后的得到的一种意识形态。

    处理事件对理性主义者来说就是解决问题，而这对于屈从于习惯，或者为传统的浓烟所遮蔽、导致脑筋不灵活的人来说，是不可能成功的。在理性主义者看来，这种活动要求人们要具有工程师的品格，工程师的品格又被他们假设成这样的：其心灵在整个过程中由合宜的技术所控制，第一步是把注意力从那些与特定目的不相关的事件上拉回来。这一工程学对政治学的同化事实上可被称作理性化的政治学的虚构。这又是理性主义的著作中的永恒主题。由此产生的政治学可以说是感觉到的需要（）的政治学，理性主义者认为政治学总是充满对瞬间的感受。他总是等待着环境为他提供问题，但他拒绝在解决问题时得到帮助。认为在一个社会和它历史上每时每刻感觉到的需要的满足之间应该有个过渡，在理性主义者看来这种看法是谬论，是胡说八道。他的政治学则是理性地解决现实中的难题在社会中，意识到感觉到的需要的主宰以后不断地产生的难题。由此政治生活被归结为一系列的危机，每一个都将被理性克服。每一代人，每一行政部门都要看到他面前展开一张有无数种涂抹方法的白纸。万一彻底被传统驱使的前人非理性地涂抹了这张白纸，那么理性主义者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它清洗干净，如伏尔泰所评论的，要想拥有最好的 法律，就去烧掉既有的法律，从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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