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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理性

来源:不详  作者:不详  更新时间:2005-11-19 13:49:26   

  本演讲最初用英文发表在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Sterling M. McMurrin 编,第二卷(Raymond Aron,Brian Barry,Jonathan Bennett,Robert Coles,George T. Stigler, Wallace Stegner and Michel Foucault),Salt Lake City: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and Cambrige: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1981。法文版于1986年秋面世,载Le Débat。

  我知道,“政治与理性”这样的题目听上去有点自命不凡。但是,它自命不凡的原因正是它自命不凡的籍口。十九世纪以来,西方思想一直不遗余力地批判政治结构中理性的作用或理性的匮乏。因此,我再一次捡起这个庞大的话题就显得极不恰当。然而,这么多先前的尝试也是一个保证,它保证任何新的冒险比先前的也差不到哪儿去,而且不管怎样大约也和以前的一样幸运。


  在这样一个旗号下,我的困窘之处在于我只能提供一个梗概和不能完成的草图。哲学很早以前就不再致力于弥补科学理性的无能,哲学也不想再完成它的宏伟大厦了。


  启蒙的任务之一是大大扩展理性本身的政治权力。但是十九世纪的人们很快就开始疑惑,在我们的社会中理性是不是已变得过于强大。他们开始担心,在一个倾向理性化的社会和针对个人及其自由权利、种族及其延续的某些威胁之间,存在一种关系,他们搞不清是不是存在这种关系。


  换句话说,自康德以降,哲学的作用就是防止理性越出经验给定物的界限;但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即从现代国家、从对社会的政治管理发展之日起——哲学的任务也同时是对政治理性的过度权力保持警觉,这样一种未来的生活更能给人以希望。


  这种平凡的事实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平凡并不意味着这些事实不存在。对平凡的事实,我们要发现——或者竭力去发现——什么特别的、或者原初的问题跟这些事实联系在一起。


  理性化和政治权力的过度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我们无需等到出现了科层制和集中营才认识到存在这种关系。但问题是:如何来处理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我们要“审判”理性吗?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这么干更劳而无功的了。第一,这一领域和有罪或无罪无关。第二,把“理性”当作无理性(non-reason)的对立面毫无意义。第三,这样一种审判会使我们掉进一个陷阱:扮演理性主义者或非理性主义者(irrationalist)武断且乏味的角色。


  我们要考察这种现代文化所特有的、源自启蒙的理性主义吗?我想这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成员的做法。我不想讨论他们的著作——这些作品非常重要,也很有价值。我建议采取另外一种方式,考察理性化和权力之间的联系。


  1.明智的方式或许不是把社会或文化的理性化当作一个整体,而是分析理性化在几个领域的过程,每个过程都基于某种基本经验:癫狂、疾病、死亡、犯罪、性,等等。


  2.我认为“理性化”是一个危险的说法。人们在试图对什么事情进行理性化的时候,碰到的主要困难不是考察它们符不符合理性原则,而是去揭示它们运用的是哪种理性。


  3.尽管启蒙在我们的历史以及政治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但是如果我们想理解我们如何陷入自己的历史,我们必须溯及一些更为遥远的过程。


  这就是我先前的作品中的“脉络”:分析诸如癫狂、死亡、犯罪、性这样的经验和几种权力技术之间的关系。我目前研究的是个体性问题或者本身就等于“个体化权力”的问题。


  大家知道,在欧洲社会,政治权力趋向于越来越集中的形式。数十年来,历史学家一直在研究国家及其行政管理和科层体制的组织方式。


  在这两次讲演中,我将提出,我们还可以分析这些权力关系中的另一种转变方式。这种转变可能并不引人注目,但是我认为它同样重要--主要对现代社会而言。表面上看来,这种演进过程跟朝向集权国家的演进相反。我要说的是这些权力技术的发展,这些权力技术以个体为目标,目的在于以一种连续的、持久的方式对个体进行统治。如果说国家是一种集权的政治形式,也是一种集中权力的政治形式,我们则把“牧领”(pastorship)称为个体化权力。


  今天晚上,我的目的就是勾勒出这种”牧领”权形态的起源,或至少是其古老历史的某些方面。在下一讲中,我将说明,这种牧领权是如何与它的对立面--国家碰巧结合在一起的。


  神、国王、领袖是身后跟着一群羊的牧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对这个观念并不熟悉。我知道,这也有若干例外,早期在荷马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晚期在东罗马帝国的某些文本中,等会儿我还要讲到这些。不过,粗略说来,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政治典籍中并没有出现羊群这样的隐喻。


  古代东方,比如埃及、亚述和犹太社会却不是这样。法老就是埃及人的牧人。而且在他加冕之日的仪式上,他也的确被授予牧人的权杖;“民之牧”也曾经是一个巴比伦君主的封号。但与此同时,上帝也是位牧人,引导人们到草地、确保他们有的吃。一首埃及的赞美诗这样祈求太阳神的保佑:“啊,神,在众人沉睡的时候,你还在照看着他们,为你的畜群某好处……”上帝和国王之间的联系很容易建立,因为他们承担着相同的使命:他们照看的是同一群牲畜;伟大神圣的牧人的造物被托付给牧人-国王。一首亚述的祈祷词……


  然而,我们知道,是希伯莱人发展并强化了”牧领”的主题,使之具备了一种高度的特殊性:上帝,只有上帝,才是人民的牧人。只有一个肯定的例外:王国的创立者大卫,只有他一个人被当作牧人看待。上帝赋予他召集羊群的任务。


  也有反面的例外,邪恶的国王一直被比作坏牧人;他们驱散羊群,任它们饥渴而死,剪它们的毛只为牟利。耶和华是唯一的、真正的牧人。他亲自引领自己的人民,他的先知们只是帮助他们。正如《诗篇》所言:“你曾藉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当然,与这种比拟的起源有关的历史问题,还有这种比拟在犹太思想史上的发展,都非我力所能及。我只求说明一些牧领权力的典型主题。我将指出这些主题与希腊政治思想的差异,并表明这些主题后来在基督教思想及制度中将变得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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