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right © 2003-2010 Ttshopping.Net. All Rights Reserved . |联系方式 qq： 35819837 手机:15348716510(课多，只接受短信)
滇ICP备05008335号
滇ICP备05008335号
来源：不详 作者：不详 更新时间：2005-11-19 13:50:21
推论三，权利不是“个人”的；所有权利都是公共财产（public goods）。
自由放任主义的出发点是作为个体的人，它主张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作为个体的人本身。１６但“权利是有成本的”这个观察揭示了人的社会性和权利的公共性。世界上没有作为个体的人，所有的人都生活在社会里，从属于某些不由他们选择的社群（种族、民族、阶级、国家等）。人们之所以需要权利正是因为他们生活在社会里，彼此间免不了磕磕碰碰。如果他们真是“作为个体的人”，要权利有什么用？只有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才需要权利。更重要的是，权利不是个人财产，权利的成本也不是由个人负担。自由放任主义者虽然信奉“个人主义”，但他们却千方百计地抵赖保护私有产权和其它“消极权利”的成本，试图将这些成本转嫁给社会上其他人。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要求公民单独为自己享受的每一项权利付费。恰恰相反，权利的成本是由全体公民分担的，权利的保护是由公共权威执行的。这就意味着，公共财政与国家行为是任何权利存在的必要前提。所谓“个人”权利不过是自由放任主义者自欺欺人的梦呓而已。
推论四，只有强有力的政府才能保护公民的权利。
自由放任主义者有一个基本假设，国家能力与个人权利的关系是零和关系：如果国家能力太强，个人权利就会受到威胁；只有在弱政府下，个人权利才能得到保障。他们的逻辑结论是，为了保护公民权利必须削弱国家能力。Holmes和Sunstein的结论恰恰相反：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公民就不可能享有任何权利。他们的这个结论是基于对俄国和东欧乱象的反思。
在转到普林斯顿大学以前，Holmes曾在芝加哥大学担任“东欧宪政研究中心”的主任和《东欧宪政评论》的主编。1997年，他在《美国前景》双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俄国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弱政府如何威胁自由”。１７在这篇文章中，Holmes指出，在冷战期间，西方自由主义的共识是，苏联政府太强大，构成了对公民自由和权利的最大威胁。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只要实现分权，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就有了保障。现在，苏联帝国崩溃了，政治灌输停止了，新闻检查不见了，持不同政见者不再担心被送进监狱，没有人会因违反党的路线惹上麻烦。那么政府不管事后，俄罗斯是不是因此变成了自由的乐园了呢？答案是否定的。经过几年的观察和研究，Holmes在俄罗斯看到的是道德沦丧，物欲横流，政府腐败，黑帮猖獗，监狱里人满为患，铁路上盗贼蜂起，士兵在街上乞讨，野狗在邻里乱串，生产能力萎缩，人均寿命锐减。在这种情况下，对大多数俄罗斯人而言，不要说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失去了意义，连生命安全也没有基本保障。美国能从俄罗斯的乱象中吸取什么教训呢？Holmes的回答是，没有公共权威，就没有公民权利（statelessness spells rightlessness）。公民权利的前提 是存在有效的公共权威。一个丧失治理能力的政府是对公民权利的最大威胁。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可以是最大和最可靠的人权组织。增进公民权利的最佳战略不是削弱政府（destatization），而是改造政府。削弱政府往往不仅不能增进公民权利，反而可能危及他们已经享有的权利。
国家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财政汲取能力。俄罗斯的财政总收入仅仅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0％。而在美国，这个比重约为30％左右；在多数欧洲国家，该比重更高达40％以上。看来，权利保护与公共财政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关关系：需要保护的权利越多，公民就必须缴纳更多的税。俄罗斯的教训是深刻的：汲取能力低下，政府便无力负担规范运作的国防、行政、司法、执法、监察体系，因此也不可能有效地保护公民权利，包括他们的生存权。苏联崩溃以后，俄国的人均寿命大幅下跌。这意味者成百万的人提前结束了生命。１８连生命都保不住，遑论什么公民权或财产权？正是基于对俄罗斯的观察，Holmes开始反思美国自身的经验。他在1997年那篇文章的结尾写到：
政治上乱了套的俄罗斯提示我们，自由主义理想的实现有赖于一个有效政府。有人说，只要政府少管闲事，独立的公民便可以享受个人自由。俄罗斯的乱象是对这种谬论的当头棒喝。为了保卫我们的自由，我们必须捍卫正当的公共权威。没有它，自由就没有保障。１９
虽然Holmes和Sunstein在《权利的代价》一书中没有提及俄罗斯，但俄罗斯的教训正是他们为美国读者写作此书的出发点。
如果美国有必要从俄罗斯的惨痛经验中吸取教训的话，中国恐怕更有必要这样做。对中国政治转型的方向，所谓“自由派”的思路是，以个人自由的名义限制公共权威。他们认为，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政府，２０但却忘了，公民权利和自由最终还得通过公共权威才能实现。中国的“自由派”自称“自由主义者”其实并不准确。他们对美国自由主义学者写的这本书一定会打心底里感到厌恶。他们的“自由主义”显然与Holmes和Sunstein的“自由主义”不是一码事。在国际意识形态的光谱里，中国的“自由派”实际上属于右派。叫他们“自由右派”更为贴切。如果他们实在不喜欢“右派”这个标签，可以将自己称为“自由放任主义”（libertarian），这样才名副其实。站在自由右派对面的是自由左派（他们往往被“自由派”贴上“新左派”的标签）。自由左派追求自由，但追求的不是只有经济精英、社会精英和知识精英才能享受的自由，而是公平的自由（equal freedom），是所有公民都能享受的实实在在的自由。自由左派承认，国家（the state）可能也经常侵犯公民自由，但出路不是消解国家而是用民主的方式改造国家。公共权威在保护公民权利方面的重要性，只有在它缺失的时候才会充分显现出? 础６砺匏贡缍灾泄慕萄凳牵笸加孟魅豕夷芰Φ姆绞嚼创锏礁谋湔ㄐ问降哪康氖羌宋Ｏ盏摹Ｆ涫担硕砺匏挂酝猓昀丛诜侵蕖⒛涎且约袄∶乐薹⑸氖乱惨辉僦っ鳎喝狈踩ㄍ裰髯途筒荒艹志茫缁岫淳突峤吁喽矗袢ɡ湍岩员Ｕ希拚刺涂赡艹鱿帧＃玻闭腔谡庑┕鄄欤杂勺笈扇衔泄巫偷姆较蛑荒苁墙⒁桓銮坑辛Φ拿裰鞴摇＃玻踩绻鸋olmes和Sunstein生活在中国的话，想必他们会与所谓“新左派”站在同一条战壕里。
文章评论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