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学者所拥有的知识绝大多数知识专业知识，这种知识必须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的知识相结合，才能真正有用。人们所常说的，研究股票、分析股票的专家，给人咨询可以，但是自己去炒股，却赔得一塌糊涂，连本都捞不回来。用哈耶克的理论来分析，这是正常的，因为专业知识必须与具体的时间和地点的知识相结合，专家只有科学知识，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的知识方面缺乏优势，所以赔得一塌糊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运用强权把专家的知识强行推广，我估计大家都得赔得一塌糊涂。显然，用权力推广科学知识，难以充分利用具体的知识，使科学知识与具体的空间与时间的知识适当结合。

    在政策实践中，科学知识与具体知识的不对称，主要表现在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的知识的不对称上。一般来说，上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官员，级别较高，能够吸引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并且往往拥有很多一流的专家进行政策咨询，而地方政府，其级别往往较低，不太能够吸引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所拥有的专家的层次也会比较低，或者几乎找不到专家进行政策咨询。因此，除了极个别的例外，上级政府在科学知识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但是，由于地方政府是本地的政府，与本地人民在地理上比较接近，政府官员与当地人民生活在一起，在很多方面与当地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上级政府，往往是中央政府，则由于地理上距离比较远，中央政府官员往往一般只与首都的人民生活在一起，而首都人民的生活往往与全国各地的人民的生活有巨大的差异，因此地方政府往往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的知识上具有相对的优势，而中央政府则不具有地方知识方面的优势。

    科学知识与地方知识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配置的不对称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对此，通过努力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的。但是要缓解这一不对称，首先是上级政府要在观念上不仅重视科学知识，而且还需要重视地方知识，不仅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学知识的含量，而且还需要提高地方知识的含量，使得具有大范围影响的政策既能够包含科学知识，也能够包含地方知识，适应各个地区的需要。由于上级政府官员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了解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但这样的官员往往倾向于忽视地方知识，并且认为自己了解全国许多地方的信息，比地方官员更加了解全局，殊不知，中央政府官员对地方的了解应该说是有限的，与地方官员相比，其了解程度总是不够的，因此在观念上使中央政府或者上级政府的官员重视地方知识，更多地了解地方的特殊需要，对于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是非常关键的。

    其次，要解决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之间科学知识与地方知识的不对称问题，仅仅强调中央或者上级政府官员努力了解地方知识，也是不够的。因为这一知识不对称，是客观状况造成的，中央或者上级官员主观努力增加地方知识，其代价非常大，是难以持续的。因此，在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权限分配上，尽可能把地方性的决策权力下放给地方，给地方以较大的决策空间；尽可能给地方以较多的执行的灵活性，给地方以利用地方知识的余地，无疑是最为关键的解决办法。当然，政府决策和政策执行权力的下放，往往导致责任机制的失灵，产生失控的不良后果，这需要进一步探讨分权的适当制度基础，但分权可能失控，“一放就乱”，并不意味着分权是不对的，而只是意味着我们不仅要放权，而且还要会放权。

    第三，需要正确对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果上级政策是正确的，反映了全局利益，那么下级政府采取对策，搞地方保护主义，分割市场，这样的对策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上级的政策没有反映地方的具体情况，而下级政府在地方知识方面具有其优势，这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未必一定是坏东西，因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上级政策没有很好地反映地方知识，下级的对策反而弥补了上级政策的不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高度集权条件下的产物，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因为下有对策能够弥补上级政策的不足，这即使在地方高度服从中央的制度安排中也是为各级政府认为是合理的，“因地制宜”，各项政策所留出的地方创新空间，实际上也反映了这一点。但是，在缺乏上下级政府适当分权的条件下，所有政策的制定权都高度集中在上级政府，上级政府制定的政策，往往分为两类，一是反映全局利益的政策，二是反映局部利益的政策，“因地制宜”的合理性，往往给地方政府有充分的理由以对策方式对付上级反映局部利益政策的政策，但是区别这两类政策的主动权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它既然可以通过对策来对付反映局部利益的政策，自然也可以以对策来对付反映全局利益的政策，从中谋取地方 利益。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地方政府报喜不报忧，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讨好上级，但在实践上却未必真接受中央的“统治”。适当的分权，反映较大范围公共利益的政策由上级负责制定并监督执行，强化执行监督力度，但为了减少执行监督的成本，需要充分吸收地方政府参与；反映较小范围公共利益的政策，则由适当的下级政府制定，并监督执行。我们现有的体制，正在通过逐渐放权而非集权化，但有些分权过分，有些则集权过分，并且也没有在制度上明确分权的基本原则。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改革的。

    六、信息不对称与公共政策的制度基础

    中央与地方政府、上下级政府之间科学知识与地方知识的不对称，知识信息不对称的一种。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信息不对称，也影响公共政策的整个过程的质量。如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就影响政府住房政策实施的质量。在实物分房政策条件下，许多有权有势的人，尤其是直接掌握分房权力的人，往往能够分到较多的房子，有的甚至有好多套。其结果是大量的人分不到房子，但是许多房子却没有人住，隐性地闲置着。其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信息不对称。有人提出，花几个亿，对北京市住房情况进行普查，这一普查，肯定能够发现一些，并清退一些多占的闲置住房，但其所花费的代价所能够盖的房子都可能比发现的闲置住房要多。因为这些人既然有办法多分房子，自然也有办法隐瞒多分的房子，对此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是无能为力的。这时，就需要通过其他办法，如把房租提高到正确的市场价格水平上，或者以货币分房取代实物分房，铲除多分公房的激励机制，这样就没有必要再去费尽地挖掘多占住房的信息了。再比如，某个人是否有才能，这一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但不花费很大的成本是难以确认的。这时，学位证书就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替代衡量尺度。但是，如果学位证书也是假的呢？这无疑会干 扰人事政策的实施。这时，强化假学位证书的打击力度，提高学位证书的防伪机制，是别无选择的配套政策。因为没有学位制度，信息不对称会更加严重，人事政策更加难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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