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些信息不对称，许多学者进行过研究，并且有些学者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这些学者眼里，信息不对称是一个事实，它表明某些人拥有一些信息，而另外一些人不拥有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拥有信息的人就可以利用自己所拥有的信息牟取私利，损害公共利益，或者不拥有信息的人的利益。这时，信息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如何设法减少信息不对称，或者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缩小拥有信息优势的人的机会主义空间，从而制止其非正当牟利，并改善公共利益。这一门学科已经发展成为一门非常成熟的学科，即信息经济学。国内已经有比较系统的介绍。

    信息不对称理论对于公共政策实践的启发是多方面的。上文所探讨的，应该说都是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实际运用。它在公共政策分析实践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因为公共政策的设计、制定、执行、评估和反馈，实际上都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不同类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多或少都涉及到信息不对称问题，由于公共政策往往涉及到许多人的利益，并且这些人一般来说是别无选择的，其退出的成本比较大，这时信息不对称问题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就会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制度上进行适当的设计，减少拥有信息优势的人，利用信息优势，损害公共利益，就是非常必要了。政策探讨、设计阶段的充分的民主化，尤其是让利害相关人员充分地参与政策设计的讨论，并充分咨询专家意见，有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政策制定阶段，建立政策制定者的责任机制，决策者承担责任，使决策者的个人利益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利益尽可能挂钩，使其倾向于小心谨慎，而不是轻易地出台其结果难以确定的公共政策；在政策执行阶段，建立政策执行责任机制，一旦有政策，就需要立即得到有利的执行，如果政策有问题，则通过适当的制度途径，鼓励反馈政策实践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而不是遏制反馈问题，但允许迟迟不执 行政策；在政策评估阶段，尽可能减少无效评估，对难以后期评估的，先期评估，要由独立的机构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参与评估，不仅要总结成果，还需要总结问题。

    在高度集权的条件下，信息不对称问题不仅不会因为高度集权而减少，反而会因为高度集权而严重化。在高度集权的制度中，由于信息不对称非常严重，正规的信息渠道往往为了迎合上级的意图而传递符合上级意向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信息。这时，上层人员往往耳目失聪。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两个制度机制可以选择，一是特务的办法；二是鼓励告密的办法。应该说，它可以补充正规信息的不足，但是特务也有其特殊的利益，而特务采集信息的手段、途径、方式更加保密，特务的工作量比较少，其所收集的信息也难以反映实际情况。鼓励举报，也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许多腐败问题，都是通过举报才得以曝光的，这说明告密是有效的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手段，但告密者也有其特殊利益，很可能歪曲信息，更何况告密者的信息往往取决于告密者所处的地位，其所提供的信息应该也是不够的，何况告密实际上是违背一般正义的规则的，对于公共道德形成是不利的。由于其制度内在的缺陷，这两种制度的总体成本往往超过其总体收益，因而很难说是值当的，实际上也很难真正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完全有理由使我们设计更多的制度安排，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分析人的特性，分析有关公共问题的属性，分析不同问题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特性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然后用逆推的方式，来设计制度安排，给人提供良好的激励，减少消极的激励，是公共政策制度分析的使命。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下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通过特定的制度安排，利用最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最原始的信息技术，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为适当的公共政策提供良好的信息基础。

    这一例子的问题是通过官僚制机构层层收集信息，往往导致信息逐渐失真。比如，通过官僚制机构搜集的有关森林退化的信息往往是不真实的，以此为基础制定的森林政策显然也会是不适当的。那么，如何绕过官僚机构，使信息不失真呢？1998/1999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介绍了一个成功的经验，这就是依靠当地的知识来监督和了解森林消失。该报告在一个专栏中说：

    森林消失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但对它的了解是不完全的。新的方法依靠当地的来源，提供规模小、在当地得到证实的有关将森林改作其他用途及其原因的信息。始于1992年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国际森林资源与制度(IFRI)研究项目表明，这样的信息能通过全世界研究中心的合作网络来收集。这些中心同意采用一种共同的研究方法，支持有关森林状况、管理和使用森林的第一手信息的收集工作。然后它们对这些在实地收集的信息加以阐述和分析，以便用于政策制订。同时它们推动了当地评估能力的形成和强化。

    在理解森林消失时，这一方法不同于全球性监督那样的传统方法。全球性监督方法主要以各国的森林资源总量和卫星图像为基础，利用研究站来提供有关人类活动对森林生态体系的影响的信息。新的研究计划缩小了有关森林消失在物质方面、生态方面、社会经济方面的和制度方面的特点的知识差距，也缩小了有关导致森林消失的人口压力、政治力量、政策和社会经济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知识差距，从而弥补了传统方法的不足。

    新方法提出的一个重要政策信号是：不同形式的合作行动必须结合在一起。森林消失的决定因素在当地，但其影响却是全国性的和全球性的；因此，在对付有关森林消失的信息挑战时，必须动员许多参与者，其中包括能够收集和阐述实地数据的当地社区和全国的研究人员、能够确定共同研究方法的国际学术团体以及能够提供资金的捐助团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信息对于高质量的公共政策是必要的。高质量的公共政策，需要高质量的信息，但是高质量的信息并不是免费的，它是需要我们通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够获得的。由于信息是需要付费的，需要付出昂贵的成本，它是一种稀缺的资源，这就需要我们节约使用。信息是不完善的，而且是不对称的，即在不同的人身上的配置是不同的，这两个属性对于公共政策的整个过程都一深远的影响。要解决信息不完善问题，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需要采取直接的行动，但更重要的是需要我们进行适当的制度设计。当然，没有一种单独的制度安排，无论它多么简单或多么复杂，若非付出显著成本而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这就是说，即使有了适当的制度安排，它也是需要我们进行持续的努力的。在此，学者、政府官员、甚至每一个公民，都可以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努力总是值得的。(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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