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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下)

来源:不详  作者:不详  更新时间:2005-11-19 13:50:48   

    在人们面前,似乎出现了两个马克思--一个是“革命”的马克思,他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向旧世界发起冲击;另一个是“科学”的马克思,他很象一位站在社会历史领域里的“气象预报员”。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马克思的确是一位划时代的伟大人物。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们在唯物还是唯心的问题上的分野总是泾渭分明的,而在马克思的思想里这两种因素兼而有之。或者说,马克思逐渐在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歧,试图从两个方面而不是从一个片面去认识和解释历史。
    实际上,马克思学说中“科学”与“价值”的矛盾恰恰反映了历史发展中的主、客观的对立统一关系。历史既不是纯粹客观的物质运动过程,又不是纯主观的人的活动过程;历史是客观可能性与主体选择性的统一。因此,以社会历史为认识对象的社会理论,既不是纯粹的知识体系,又不能仅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它一定是在某种价值基础上的对各种社会历史因素可能产生的因果关系的科学认知。二者的统一性至少表现为:第一,科学的建立是以价值取向、价值目标为前提的,是人们为完成特定的目的而选择和创造的手段。第二,在社会领域科学预言会对人们的行为以及行为结果产生影响,即产生“俄狄普斯效应”。第三,社会科学只是意味着对某种可能性的认知,而可能性的实现则要靠人们的主观努力。第四,科学为价值目标的实现提供具体方法和手段,离开了信仰和主观努力,科学是没有意义的。
    社会科学从来都是一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科学。只是对于有相同信仰与价值取向的人来说,才有共同的科学真理。迄今为止的人类没有真正建立过统一的价值标准。反过来讲,价值的实现亦不能离开科学,科学帮助人们认识实现目标的可能性与条件,帮助人们总结经验,找到实现主观目的的物质手段。就一些简单事物而言或在简单系统中,人们时常可以总结出一些事物间的不受主观意志左右的因果关系,构成某种微观层面上的知识;但就复杂事物而言或在复杂系统中,时常是离开了主观因素的作用,就无法解释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动。
    由于马克思学说本身存在着“科学”与“价值”倾向的矛盾,实践着的马克思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者们自然也就具有两种不同的倾向,分为了两种范式--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两种马克思主义范式相反相成:既相互对立、相互质疑,又相互包容、相互渗透,也构成了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即使在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身上也时常是两种倾向并存,只是不同的条件下不同的时期表现的侧重点不同罢了。
    值得指出的是:本世纪中叶以来,在现实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化的倾向。人们越来越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单纯的科学体系,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改造,使之成为全面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现象的一种认识工具。而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逐渐淡化,意识形态功能日益丧失。各国共产党人日益强调按“客观规律”
    办事,而劳动阶级的解放和社会公平则较少提及。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次价值祛除。
    “科学化”倾向有着深远的思想渊源,至少可以追朔到伯恩施坦。上个世纪末,当资本主义平稳发展而国际工人运动陷入低潮之时,伯恩施坦提出了他的著名的理论纲领--最终的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按照伯恩施坦的解释,所谓的“运动”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物质条件的增长。政治上伯恩施坦进而主张,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与资产阶级合作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主要不是反抗资产阶级压迫与统治。因为那样会损害社会生产力,反而推迟社会主义的到来。列宁是伯恩施坦主导的第二国际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主要对立面。但是,正如古尔德纳所指出的,十月革命前的列宁是个典型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而十月革命之后的列宁思想中科学马克思主义成分占据了上风。正是在那时,列宁提出了他有关社会主义的著名公式。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进而提出了他的两个著名口号。与列宁相比,斯大林的精英主义倾向更加明显了,他建立和健全了一种依靠职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专家治国”的官僚体制,以寻求国民经济更有效率的超常规发展。当然,列宁的公式和斯大林的论断都是有前提和特定目的指向的。但是,如果目的的实现没有 寓于手段的实施之中,目的最终还是要落空的。到了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逐渐蜕化成了官僚特权阶级专政的国家,其政权的人民性仅仅停留在了法律和道义的承诺之上,最后也因缺乏实际的内容而被轻易的抛弃了。
    二十世纪现实社会主义失败的思想理论背景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相关。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历史发展是主、客观的统一,脱离了人的主体性、阶级的主体性的历史规律是不存在的。抽去特定的价值属性,马克思主义也就丧失了社会实践性,而脱离实践的知识体系是不具备社会功能的。信仰是社会理论的灵魂,没有灵魂的理论只是一堆空洞的辞藻。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使其陷入了信仰的危机之中。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那么它就应该能够解答历史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但是,科学的真理性总是相对的,总会在实践中遇到遭到诘难。一旦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变动,出现一时无法回答的新问题,马克思主义几乎就要立即陷入一场信任危机,进而导致政治上的被动与混乱。没有信仰支撑的理论是脆弱的,它总要不停地为自己辩解,不停地做说服工作,以赢得信任。作为科学,它只有给予认识对象一个周延的解释,才能真正赢得信任。一旦出现反证或例外,科学就不能称其为科学了。为了填补所有的漏洞和防止可能出现的漏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被演绎得极其庞大、极其复杂。体系常常是真理的坟墓,何况一个试图包罗万象的体系。于是,马克思主义被一大堆极其平庸的、有的甚至是莫名其妙的知识搞得面目全非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的真实的遭遇。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与价值的统一体,其科学性是相对的而其价值取向是绝对的。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变迁,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容会不断地变动、淘汰、更新,不变的只是它的价值追求。今日马克思主义需要来一次再意识形态化,需要一次价值的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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