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瓦克并非是将自己局限于某一学科狭窄领域的专家，而是打破专业界限、横跨多学科、多流派的思想型学者。她将后殖民主义理论与她的女权主义、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学理论紧密相联，并将自己的"边缘"姿态和"权力"分析的策略施于当代理论和批判领域。换言之，她善于运用女权主义理论去分析女性所遭受到的权力话语剥离处境，运用解构主义的权力话语理论去透析后殖民语境的"东方"地位，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殖民主义权威的形式及其构成进行重新解读，以解析权威的力量并恢复历史的真相。她并非是零散地挪用这些理论，而是将其批判性、颠覆性、边缘性精神同自己本民族受殖民压抑的"历史记忆"联系起来，从而使她在"历史话语"的剖析、第三世界妇女的命运与帝国主义批判等几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如今她已成为后殖民主义理论阵营中的一员先锋。

（一）  "殖民化"记忆与重书"身份"

       "历史记忆"是一个民族经过岁月汰洗以后留下的"根"，是一个时代风雨吹打后所保存的"前理解"，是一个社会走向未来的反思基点。斯皮瓦克作为一个在美国任教的东方学者，经历了三重压力，即面对西方时的"东方人"的压力、面对男权话语时的女性压力、面对"第一世界"中心话语时的"第三世界"边缘压力。她切身地感到自己受制于"他国国籍"特权而受到的"意识形态的侵害"，但是，她并不想消隐自己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身份，而是宣称自己作为身处西方学界的亚裔女学者，是"第三世界妇女"的代言人，并以此去重新书写历史。

       处于中心之外的"边缘"地带的殖民地，对宗主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上的依赖，使其文化记忆深深打上了"臣属"(葛兰西语)的烙印。[1]历史在被中心话语重新编织中受到"认知暴力"的挤压。在西方人或宗主国的"看"之下，历史成为"被看"的叙述景观，并在虚构和变形中构成"历史的虚假性"。斯皮瓦克要重建真实的历史叙述，她反对这种帝国主义的历史描述和将历史叙事虚构化的"策略"，而致力于建构第三世界自身历史的新的叙述逻辑。将种族、阶级、性别作为分析的代码，使斯皮瓦克能相当深入地对殖民地权力话语加以政治揭露，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种族中心主义加以批判，进而为臣属的文化重新"命名"。然而，斯皮瓦克同时感到这样做时的尴尬，因为，所谓与"第一世界相对应的第三世界"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带有帝国霸权主义色彩的能指，它很容易将这一对峙的后殖民问题转化成"民族主义"甚至简单的"反西化主义"思潮。同时，臣属阶级的学者打入第一世界学术圈以后，成为了西化了的东方人，他们能相当完备地运用"西学"武库中的最新武器，并用这种最? 吕砺廴シ从匙约捍ι淼霓限?她处身于高层学术圈中，必然要求自己"应具有"的"特权地位"，于是，她被整合进统治阶级的营垒，消隐了种族、阶级、性别的差异。也就是说，她在追求"主体同质性"的精英身份的同时，忘记了"主体异质性"的边缘文化身份。当她作为边缘化的"从属臣民"时她没有话语权，当她挤进中心话语圈分享其话语权时，她却说着第一世界的"话语"，她似乎无力找回历史记忆中的沉默的"大音"。

       这种阐述"臣属"处境而又不使自己完全进入带有霸权主义性质的西方批评理论体系中去的"文化焦虑"，使斯皮瓦克意识到学术权威对意识形态的调整作用。因为学术界权威话语和大学教学就是对西方意识形态的传统观念和历史视角进行全新的"构造"。也许，摆脱尴尬处境的最好办法，就是勇毅地抛弃自己的"特权"地位，在理论上建立其作为研究主体的地位，同时并非简单地创造出反历史反霸权的激进话语，而是就整个西方话语和政治体制进行意义深远的论战和观念的全新调整，以此方式修正"臣属"的历史记忆。换言之，既要揭开帝国主义的认知裂缝，又不染上失根的怀乡病，则必须具有一种健康的心态面对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档案，尤其是女性的被压抑的档案。只有这样，才能使对殖民霸权主义的批判引起第一世界读者的关注，并由文化领域扩展到读解政治领域，并使"东方"或"西方"的问题，成为"人类"必得关注的"共同问题"。

       在抹去"臣属"殖民化色彩以恢复本民族"历史记忆"的进程中，如何重新书写自己的文化身份呢?在斯皮瓦克看来，首先要以解构主义的去中心方法，[1]解析宗主国文化对殖民地文化所造成的内在伤害，揭露帝国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种种伪装现象，并将文化研究与经济、法律、政治研究打通，从而恢复历史记忆的真实性。其次，从历史叙事入手，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揭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历史的歪曲和虚构，建立与之相悖的反叙述，使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种使宗主国与臣属国两个对立物发生颠倒错位的当下语境，使得真正的文化批评成为可能。再次，强调后殖民批评的人文话语。斯皮瓦克强调，人文话语领域是所有后殖民理论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而文学则是其最具有范型意义的"文本"。[2].因为其他种类的话语总是趋于求得有关某一处境的终极真理，而文学尽管属于这类话语，但却呈现出有关人类境遇的真理正在于其无法发现这一状况。一般人文话语都包含某种答案的寻绎，而在文学话语中，贯穿始终并得到充分呈现的"问题本身"就是答案。文学文本中的话语是普遍的文本性构架的组成部分，它提出的结论是，使一种 统一或同质的意识产生或接受一种统一的答案是不可能的。因为文学的人文话语是后殖民主义中最具有解构力量的话语，它总是将最内在的矛盾以最为怵目惊心的方式揭示出来。最后，强调后殖民批评中的"第三世界妇女"的"发言"。而这在斯皮瓦克看来，是自己工作的主要方面，也是其最为得心应手的学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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