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三世界妇女与文化批评

       如果说，第三世界在第一世界的"被看"中发生了历史变形的话，那么，第三世界妇女则在这"变形"中沉入了历史地表。随着女权运动的高涨，第三世界妇女开始进入西方的"视界"之中，无论是朱莉亚·克里斯蒂娃对中国妇女"默默无言注视"自己的描写[3]，还是桑德拉塔尔帕德·莫汉蒂《在西方的注视下：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和殖民话语》中对第三世界妇女在男权主义主观臆断中变形的描写，都既注意到在东方妇女注视下的西方妇女自我"身份问题"(克里斯蒂娃)，又注意到在西方注视下的东方妇女被看成抹平了文化历史和政治经济特殊语境的"一个同质的群体"时的"身份问题"(莫汉蒂)。

       这种身份认同的危机，事实上更尖锐地体现在第三世界妇女群体身上。斯皮瓦克对女权主义批评家们不自觉地复制出帝国主义式的主观臆断抱有不满，她主张分析有关重新构建第三世界的叙述，因为历史上和文学中的"第三世界妇女"已经打下了父权化、殖民化过程的标记，变成为经西方女权主义者重组以后的自恋型和虚构型的"他者"(Other)。斯皮瓦克坚持必须产生一种异质文化复原的方式，即承认第三世界妇女作为一种具有性别的主体，是具有个体"个性"和"多样性"的主体。[1]

       相对于第三世界男性而言，妇女更是遭受殖民文化的压抑。妇女丧失了主体地位而沦为工具性客体，她丧失了自己的声音和言说的权力，仅仅缩减为一个空洞的能指而成为父权主义和帝国主义强大的反证。斯皮瓦克认为，只有文学批评家才可能通过文学的独特的个性表达方式去发现那被压抑着的"沉默"，寻绎到那"能指"背后的历史意义的"所指"，从而有可能阐释一种新的历史认知体系，确立女性主体的历史座标，使消隐在历史地平线之下的妇女上升到历史地平线。

       在人文话语三维关系的"语言、世界、意识"中，斯皮瓦克受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家"和福科"沉默的他者"的启示，强调"语言"和"写作"之维，并透过这一维度看"世界"和"意识"如何通过语言"表征"出来，并藉此追问第三世界妇女"从属者无权说话"的"失语"状态是如何形成的。斯皮瓦克指出，世界和意识是由语言组成的，但我们不能占有这些语言，因为我们同样被那些语言所操纵。语言本身是由世界和意识决定的，语言的范畴中包含着世界和意识的范畴。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表明其拥有自己的世界和自我的历史意识，反之，则表明世界和意识对其的"外在化"。无言状态或失语状态说明言说者的缺席或被另一种力量强行置之于"盲点"之中。
 
       无疑，第三世界妇女正是因失语而反证了自身的缺席和处于世界与意识形态的"边缘"。对此，斯皮瓦克认为，在这种西方中心主义语境中，我们要发掘的不仅是第三世界妇女的历史或其真凭实证，而且还要探讨殖民地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是怎样借助欧洲理论生产出来的。长期以来，美国女性主义者将"历史"看作一种贬低理论的实证经验，因而对其自身的历史视而不见，却以第一世界霸权式的知识实践指定"第三世界"作为美国女性主义的研究对象。这表明，霸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局限比学者个人意识的局限要严重得多。斯皮瓦克强调，应该重新重视被霸权主义压制的声音，将第三世界妇女的命运与意识形态发展联系起来，从不同国别的女性主义文本中读解出其背后的生产支配作用，剩余价值实现和政治策略。只有禀有一种世界历史意识去关注"谁失语和怎样失语"，只有将历史和政治引入心理分析的女性问题，只有将经济文本引入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运用分析中，才能回到对殖民主义心理分析的起点，才会发现新帝国主义的权力操作机制。

       作为边缘者的女性丧失了言说的权力。在斯皮瓦克看来，这种权力是失落于"历史档案"与本地父权制的夹缝中，并且又被带有霸权主义性质的女权主义所隔绝。"女性"这个符号之所以成为"空白"和"不确定"的，是因为它触及到有关所有权的文本暴政，即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以及意识形态权力。于是，在男性权力话语中，第三世界妇女成为不在场的、无名的、不确定的空洞能指。解决的办法并不是按第一世界的标准给予第三世界妇女以政治和性别地位，因为，将所谓世界女性主义价值观的殖民主义嵌入第三世界妇女概念中，意味着西方女性主义者所确定的行为准则，也可以被用来压迫东方妇女阶层。真正可行的途径是，在第一世界文学作品渐变成文学游戏的今天，第三世界妇女文学经验中那种人的意识、主体性、发言权斗争和对新生活的向往，与西方社会的纵欲享乐的虚无人生观形成鲜明的对照，并为第三世界文学自身的非殖民化过程提供了内在的力量。这个世界并非以西方为唯一尺度，相反，东方妇女在世纪之交已日益走出失语的沉默而发出自己的声音-一种不能再听而不闻的"新的声音"。据此，斯皮瓦克强调，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应该向正? 谧呦?quot;语言、世界和自我意识"的第三世界女性学习，为她们讲话；必须尊重女性话语域内出现的多元化趋向，抛弃那种作为第一世界妇女的优越感，清除主流文化所带有的种族偏见；不仅要追问"我是谁"这一个体存在本体论问题，而且更要问"其他的女性是谁"这一社会存在本体论问题；不仅要清楚"我如何去命名她们?"这一主体性问题，而且更要清楚"她们如何命名我"这一主体间性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消弥东西方女性之间的理解"距离"，才能解构殖民化网络，而达到第三世界妇女的重新"命名"的新历史阶段。

       第三世界妇女的"命名"和"发言"对于未来世界的和谐发展关系重大。"西方"想了解"东方"决定了"西化的东方人"想要了解自己的世界，或者东西方两大对立面的反转和换位，从而消解霸权主义的种族、阶级和性别歧视。第一世界女性主义在文化批评中应充分认识第三世界并扩展不同的读者群，必须重视这一领域的巨大的多相性研究，真正学会放弃做女人的优越感，并以一种对帝国主义的有深度的批判以引起第一世界读者对此问题的关注，以扩展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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