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反驳中共的理论观点，“托陈派”也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其中以严灵峰和任曙的著述最具代表性。尽管他们二人的论点在某些方面亦有不同，甚或互有攻击，但其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概言之：一，帝国主义的扩张“不但不保持封建势力而且更加速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发展”。他们并引用了更多的数据来论证此时“中国社会经济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还是有蒸蒸日上之势”。二，他们根据大量海关统计数字、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增加及民族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认为“我们很可以肯定的结论道：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了；发展到压倒封建经济的程度”。三，他们认为商品化的发展和农机的使用，使“中国农村经济完全不是自然的封建经济而是处于商品经济支配之下”。由此得出“原来自给自足的封建性的生产，便日益崩溃，以至到微不足称的残余地位”。【8　】如果说前此陈独秀的著作尚属一种抽象的泛论，仅提出了一般性的论点，那么任、严的著述则引用了大量的数据以为陈的论据。　
    这样，中共理论家必须对这些数字与分析方法作出自己的解释，因而提出“死的数目字与活的解释”这一问题。他们认为“托陈派”只是玩弄数字游戏，把“个别”当“一般”，只看到表面而未看到实质。如他们认为海关册上外贸数字表明农产品出口的增加恰说明是“农村破产，生产力降低的结果，而不是资本主义农庄发展，即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进口的主要是工业品，恰恰表明“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对土地的高度集中，他们也认为并不表明是地主拿来用农机雇佣农民，而是仍将其分成小块租给农民，仍是封建剥削关系。【9】根据同样的数据，　双方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与第一次论战相比，这次论战表明中国的理论界在这短短的几年间无疑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尤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开始具有较确切的函意，并开始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农村的社会状况极其复杂，而这次战对决定中国社会性质的农村的论述却依然笼统，也就是说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极为宏大的理论概念依然缺乏详细、充份的论证，因此整体的理论建构尚无法完成。这就很自然地要引起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论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这一概念得到了充份的论证和确立，而这一理论工作主要是由“中国农村派”完成的。　

    二　

    农村问题是中国社会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但长期以来却未得到理论界和社会科学界应有的重视，甚至中共中央此时也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尤其注重“无产阶级较为集中”的大中城市，因而对农村的实际和理论的调查研究亦不能说充分。【10】但是，有一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几年来却一直作着虽不引人注意、但却深入细致的中国农村研究，并因1933年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而被称为“中国农村派”。30年代中期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使他们的研究工作受到了广泛的注意，而他们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意义则更为深远。　
    在他们的工作中，曾在美、德两国留学的陈翰笙起了重要的作用。陈氏于1915年赴美留学，于1921年以论文《茶叶出口与中国内地商业的发展》获波莫纳大学（Pomona College）硕士学位，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进修访问。不久又到德国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任研究员，并于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即应蔡元培之邀回国在北大任教。这些经历，使他对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有着颇为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在北大期间，他因李大钊影响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于1926年经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介绍加入第三国际。1927年春，他来到莫斯科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开始了对中国农民运动和农村问题的研究。在此间，他与国际的中国农村问题专家马季亚尔（L。Madjar）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发生争论。马氏认为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而“我认为，中国农业基本上是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但是，由于我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因而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实例来驳倒马季亚尔”，“因而决心返回祖国后，一定要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11】　
    陈翰笙回国不久便于1929年春被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延至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实际主持所务，开展了广泛细致、现代社会学方法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他聘用了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薛暮桥、秦柳方等多人参加调查工作。后来，其中不少成为中共极有影响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从1929年开始，他们先后在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广东岭南、广西、河南、陕西等地选点进行详细的调查。同时，他们又组织力量去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等地调查东北难民问题。为了了解国际资本对中国农村的具体影响，他们对与国际资本联系较为密切的烟农状况还作了专门调查。他们的调查结果出版了《亩的差异》《难民的东北流亡》《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等许多专题论文或论著。许多调查报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因其资料翔实而被纳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农复会的调查系列。而陈翰笙于1933年发表的英文著作《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不久即译为中文）和1934年出版的《广东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前者被太平洋国际学会认为是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权威之作。陈氏的 指导思想是：“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的研究的出发点，而在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农村诸问题的中心在哪里呢？它们是集中在土地之占有与利用，以及其它的农业生产手段上：从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农村生产关系，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农村调查，他批评说：“它们都自封于社会现象的一种表列，不会企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大多数的调查侧重于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关系。它们无非表现调查人的观察之肤浅和方法之误用罢了。”【12】而这也就是他们调查研究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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