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庄公共舆论可以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对村干部个人才干和村集体经济资源的要求就会不满，村庄秩序依靠村庄内聚力来获得。在这种村庄的民主中，村民大多会选那些德高望重或一致赞同的人出来主持村政，办理村务，民主的办法只不过是对村庄古老惯例和传统的承认和认同。这类村庄在当前中国已不多见。

缺乏公共舆论压力的民主化村级治理不得不对村集体资源和村干部个人才干提出要求。其中村集体经济资源状况是不可选择的，村干部个人才干的可选择性因此显得尤为重要。正是村干部个人才干的可选择对于民主化村级治理的重要，构成了民主化村级治理型态变动的关键。

从理论上讲，村集体经济资源较少的动员型村庄，更加依赖于村干部的个人才干来发挥其对民主化村级治理从而对村庄秩序的基础性作用，因为村干部更缺乏对付少数反对派以实现村民多数人意愿的手段。村集体较多的资源为村干部提供了较多的治村手段，村民选举村干部时，就更多从村干部的品质方面选择那些能人和好人上来。在农村集体经济资源较少的村庄，好人无法对付少数反对派，村民盼望一个可以压服少数反对者从而为村庄提供公共秩序的强人。也就是说，在民主选举村干部的总体倾向上面，不同类型村庄会有不大相同的民主化村级治理型态出现的机率。分配型村庄倾向于好人和能人型村级治理，动员型村庄呼唤强人型村级治理。正是这种不同的总体倾向性，构成了分配型村级治理与动员型村级治理略有些不同的村治型态变动的底蕴。

三、选举和村级治理型态的循环

可以选择任何一种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型态作为讨论的逻辑起点。我们以好人型村治为逻辑起点。因为好人缺乏说服或压服村中少数人的能力，而可能构成对村庄秩序的损害，村民期待村中有魄力的强人出来为村庄秩序服务；强人在治村的过程中，很容易过度使用自己的强悍，当他感到村民构不成对自己的强有力监督时，他很可能会借办理村务之机，为自己谋取私利，这种谋取私利行为被村民发现，但村民慑于强人的强悍而敢怒不敢言，这样的强人也就变成了村中恶人。下次选举，这样的恶人就会落选，村民试图选出一个能人出来；当村中能人较少或没有能人愿意出任村干部时，村民被迫再选好人，而能人若愿意出来当村干部，他的当选似乎不成问题，但能人因为不愿意得罪村中少数人而可能造成村中公益的损失，他这时必须创造出更大一块在每个村民之外的公共收益，当他可以创造出这种收益时，他会受到村民更多的信任与期待，若他只能创造出较少的额外公共收益时，他会感到村民的不满，他发现当村干部并不能获得自己所渴望的面子和社会声望，而是“两头受气”，他便会在任期届满时退出村干部的竞争。 以上关于民主化村级治理型态的变动过程，构成了村治型态循环的一般图景，加入更为具体的背景材料，可以将此一般图景描画 得更为清晰一些。以下我们分别描画动员型村庄和分配型村庄民主化村治型变动的不同侧重点。

在动员型村庄，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较少，村中举办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的第一步，是从村民中提取人财物资源，这个提取资源的过程是村级治理中最为艰难的过程，村干部必须有足够说理的耐心和可靠的魄力让每个村民相信，这种提取有益于村庄秩序从而有益于每个村民的生活。换句话说，村干部必须是能说会道、性格强悍的强人，他有能力让村民服从村庄公益。 不过，从村民手中提取出资源还只是整个治村进程的第一步，村干部必须用这些提取出来的资源为村民创造足够多的公共收益。在当前乡村关系条件下面，村干部很可能迫于乡镇收取税费的压力，而将本应办理村庄公益的资源“挪用”上缴。此外，动员型村庄也往往是经济贫困的人口流出村庄，人口流出是村中精英人物的流出，这种精英人物的流出，使村庄生活的未来预期大打折扣，村庄的历史感难以创造。掌握着村庄资源但缺乏历史感的强人村干部就很可能用这些资源来谋取私利。最终，强人村干部是将举办村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的资源提取上去了，他们却一直不能创造出村民渴盼已久的公益出来。这样的强人伤透了村民的心，村民下决心在换届选举中让他落选。 村民渴望好人上来。好人也许创造不出村庄公共收益，但他起码不会象强人村干部那样“软硬兼施”地 从村民手中提取本来不多的资源。

开始的时候，村民会满足于无为而治的好人型村干部。不久村民却发现，好人村干部不仅创造不了公共收益，而且没有足够的能力调解村民之间的纠纷，对付村里村外的地痞，以前多少还能维持下去的日常秩序，现在也举步维艰：播种季节急需的灌溉用水无法引流过来，村中道路越来越坏，一些人更加敢于明目张胆地将村集体的树木锯为己有。村民深深感到了好人治村的不便，好人也发现自己在治村过程中难有作为，村庄因此陷于瘫痪状态。 这样，动员型村庄民主化的村级治理正如那些低度关联村庄一样，陷于赢利型经纪和半瘫痪状态的循环之中[3]。

分配型村庄因为村集体占有大量经济资源，村干部不必从村民手中提取资源来创造村庄公共收益，他需要合法地使用好村集体的经济资源来满足村民日渐提高的对村庄秩序的期待。

与动员型村庄对强人的渴望不同，分配型村庄首先需要有能力创造村庄公共收益的能人。能人可以凭借自己的经营头脑和在外面见过的世面，较一般人更为有效率地使用村集体经济资源去创办企业，建造公共工程，能人创造出了多于村民期望的村庄公益，村民更加信任能人，能人对治村也更加信心百倍。

信心百倍的能人往往期望创造更多的村集体经济实力。他更愿积累，而不大情愿将村集体的财富分给每个村民享用。这个能人的积累倾向引起村民的反感，村民愿意一个较少主见的好人上来，将村集体的财产量化到村民个人。好人愿意顺应村民将村集体财产更多量化到个人的意愿，但好人往往难以做平这个量化到人的工作。一些村民说分给自己的太少了，另一些村民说有些人分得太多。分来分去，好人累得不行，强人便出来了。

虽然分配型村庄因为村集体较多的资源，而减少了村干部对付少数反对派的困难，但村中的少数派仍然存在：旧村改造时，少数村民拒绝接受其他村民都已经接受的拆迁协议，一些村中地痞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要求承包村集体公共工程等等，能人和好人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分配型村庄有了强人治村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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