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知识分子鸣放的夭折同时也意味着毛旨在改变党逐渐脱离群众状况的努力的一次严重挫败。其后反右斗争的愈益扩大化，只是距离原来的目标更加遥远罢了。《正处》从讲话到6月19日公开发表，其间经历近四个月的时间，“一共修改了14次。”[11]据薄一波的回忆，“修改，不仅是根据文章逻辑结构的需要，还有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及认识的发展变化。” 其中，“这段话是毛主席在看到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帮党整风的机会发动进攻而逐渐加上去的。”[12]全段照录如下：“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改造。阶级斗争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13]正是在中共九大报告上，反复的引用了这段由毛后来增补的话，作为《正处》文“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主要凭据。

    毛泽东的这段文字得以大笔渲染，围绕着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重重展开论述，并被归结成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14]从报告的逻辑出发，既存在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势必也要有其“对立面“的存在，而事物正是在这组对立统一的矛盾冲突和斗争中发展的。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曾提及“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15]，这是在1966年8月，毛发动文革时向所有人公开宣布的目标所指。到了1969年的九大报告上，对“刘少奇路线”的清算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一九三九年，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推出，到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论断，到1949年四月刘少奇天津等地考察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谈话，均被描绘成一条与毛主席相对抗的路线。鉴于“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曾宣布“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及至《正处》的修改稿中，毛泽东公开否定了刘的论调，而认为“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到党内，最终导致了文革的爆发，这便是从九大报告中所能推断的基本线索。

    三、脱离现实的理论

    文革的一大成果便是夺了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权，这是毛泽东所承认的，本没有

    什么疑问。问题在于，高层的夺权斗争究竟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换句话说，中共九大总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准确地概括毛泽东的文革理论？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四大“武器似乎从来只是文革造反派的专利。其实毛泽东在1957年10月一次讲话中就涉及过这一概念。他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16]毛是想将专利权授予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与反右派斗争的普通群众，实际上“四大”在更早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鸣放中便出现过了。至于知识分子的另一发明――“大民主”，当时受到毛的严厉批评，长期弃置不用，却在文革的“无产阶级大民主”中获得概念上的重生。遗憾的是，57年的整风鸣放沿袭的依旧是中共老一套的群众运动，没有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没有从法律上保证人民自由表达的权利，这也就从大的框架上决定了参与鸣放者后来的悲惨命运。

    毛泽东在丧失57年开放民主实验的良机之后，又历经了平均主义的幻灭。大跃进的失败造成了党内的分化，由刘少奇、彭德怀为代表的部分中共领袖倾向于退却，这是毛所无法容忍的。多年来毛便憧憬着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五七”指示可谓是他内心理想的蓝本。在新社会里，消灭了“三大差别”，人人都要学军、学工、学农、学政治、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但人人又以一项为主，兼学别样。好一幅激动人心的画卷，而中国恰似“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其中的点睛之笔就是人――“社会主义新人”。毛泽东的悲剧在于，他厌恶人间一切形式的等级制，他的阶级论却又人为的将人间分为三六九等。过去搞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始终解决不了问题。党内的分歧，非但得不到消弭，反而变本加厉。在毛看来，对立的一方是“修正主义”，就在党内。为了“揭发我们的阴暗面”，只有“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起来革命。于是乎，在1957年的那次失败的预演之后，时隔九年，毛重新将火力对准自己的党。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设想，在确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传统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整体就已不复存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仍会有各种游离的敌对分子存在，但并不构成完整的对立阶级。这就决定了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同的特点，换句话说，阶级矛盾已不再是现有制度的主要矛盾。斯大林模式却是一种极端化了的官僚政治实践产物，其要害在于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包办替代一切。在僵化的体制下，人们发出的不同声音往往被视为“右派”向党发动进攻，“地、富、反、坏、右”则是阶级斗争的当然对象。对于“先锋队”的官僚主义倾向，晚年的列宁、卢森堡、葛兰西甚至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等人都事先提出过警告。可惜列宁早逝后，其他人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阻止官僚化的进程，他们中的多数人甚至为这一努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毛泽东的回应却得再三推敲，他强化了阶级斗争，也就是九大报告中所表述的“两条路线”之争，这是继承性的一面；他又不止于此，以向“党内走资派”开战和“大民主”而言，他的理论严重的偏离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体现超越性的一面。所谓文革，实质上就是从左的极端来突破斯大林模式的一次尝试。

    学者崔之元曾有惊人之语，“毛泽东对马列正统的偏离，正是他思想中最精采之处；他的失误和悲剧，正在于他对教条化马列主义的超越还不够彻底。”[17]为何有如此之高的评价呢？这是因为“他以执政党领袖的身份，勇敢地提出了如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防止新阶级的出现、实现“大民主”的理论并付诸实践。”[18]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当然有深刻的局限性，但与知识分子习以为常的清谈不同，他的理论有着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重要的不仅是毛泽东本人如何理解他自己的理论，而且更是各派群众如何运用他的“党内走资派”学说。这就好象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支持普选权，最初只是为了打倒政敌，但普选权一旦落实，便获得了自身发展的逻辑，其结果大大超出了波拿巴和俾斯麦的初衷。”[19]此处是从挖掘文革的合理因素出发进行的一番善意的发挥，假如让我们重返那滚滚的文革硝烟，恐怕就没有几个人还会有着这般诗性的幻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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