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因素的双重作用下，新生的社会主义出现一些“闪失”，甚至反复，其实是极为正常的历史现象。对此，积极的作法是：正视现实，深刻反思，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力争“变曲折成通途，化失误为财富”。

    三、在主客观因素中，主观因素应当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因为客观因素是可以被人们按其变化规律加以合理有效利用和改造的，而现实社会主义，特别是苏联恰恰在这一点上出现很多重大失误。现实社会主义的两个主要主观失误，一是教条主义，二是对自己所处历史地位的定位严重失真。在教条主义方面，苏联表现得尤为典型。十月革命胜利之初，苏联曾经搞过短暂的直接民主的尝试，随后便建立起议行合一，高度集权的政体并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种转变虽然确实与当时应对国外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叛乱有关，但主要还是基于全面贯彻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新社会的基本构想。此外，这样做，也是执政前革命作法的惯性延伸，更为共产党人熟悉和欢迎。然而，来自前人书本上的理论原则和革命的惯常作法与现实的实践需要，特别是与苏联当时落后的社会条件所产生的实际生活需要毕竟存在较多矛盾和较大差距。好在列宁是个极为灵活和十分民主的革命领袖，他注意倾听党内外干部、群众的呼声和智慧，注意收集来自实践的反馈信息，而且善于根据实践的需要，带领苏共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不断调整大政方针政策，从危难中多次拯救党和国家。例如，对外签定《布列斯特条约》，对内实行新经济政策，都是列宁利用民主方法进行战略决策和调整的光辉典范。说到这个问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列宁能够做得如此出色，主要是他个人极高综合素养所致，而不是当时苏共和苏联的制度和体制使然。正因为如此，所以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很快就跌回本本教条之中－－他不仅在经济上逐步取消了新经济政策，全盘实行国民经济计划化和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而且在政治上不适当地强化议行合一体制，直至形成由他一人高度集权的格局；他还在阶级斗争明显趋缓的情况下，不断地加大专政的适用范围和使用力度，甚至造成破坏法制、滥杀无辜，连党内高层人物都深感人人自危的局面。应当说，正是斯大林长期的，极端教条主义的作法，深深埋下后来苏共垮台、苏联亡国的制度性隐患－－高度集权、僵化，而又缺乏法治的国家管理体制。教条主义在中国的突出表现，就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两个决裂”理论的偏执理解和错误运用－－他一个人就粗暴武断地推翻中共八大作出的正确决议，并把阶级斗争提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和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他不顾国情，盲目扩张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些作法给中国造成灾难性损失。对于教条主义给社会主义带来的危害，人们已做过很多研究，也早有定论，因此就不必赘述了。

    关于历史地位的定位严重失真的结论，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结果两方面推导出来的。过去，人们对这个问题研究得不够，至今仍存在着很多模糊认识，因此有必要给予澄清。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看，一种新型社会形态在其诞生初期，从总体上说，还不会很快超越旧社会形态。这是因为：第一，新社会形态大多都是在旧社会形态的薄弱环节突破生成的，先天就有不足；第二，新社会形态取代旧社会形态并确立自己的社会基础，客观上也确实需要一段较长的艰难奋斗过程。例如，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到1688年“光荣革命”这段时期，英国就一直处在新旧社会转型的纷扰动乱之中，那时的社会情形还不如伊丽莎白一世开明统治时期；即使是“光荣革命”以后很长一段时期，英国总体上也还是不能与当时中国的康熙盛世相媲美，只是到18世纪末，蒸汽机开始广泛应用于英国的生产和交通，才使英国资产阶级全面超越了满清八旗子弟。法国在1789年大革命胜利以后的80多年时间里，战事频繁，不是内乱争斗，就是外战征伐，资产阶级政权也几度易手，被封建势力篡夺，百姓压根就没有过上几年安泰日子，其间的苦难并不少于路易十四年代。类似的史实还很多，足以论证社会新旧形态转换的艰巨性和曲折性。只可惜，革命的胜利者，其中也包括众多共产党领袖人物，对此往往不能始终保持清醒认识，即使某些人是个意外，毕竟为数太少，终究敌不过革命胜利所带来的豪情壮志和巨大的优越感。于是，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就被定格为是历史地位高超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而且有着无比的优越性。就连一向沉稳、谨慎的列宁也庄重地宣称：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⑷不错，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的确优越于资本主义。但是，要把这种书本上，思想里的优越性转变为现实生活中优越性，使人确信它的存在，不仅需要假以时日，努力工作，而且需要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予以自证。公正地说，社会主义的确有过石破天惊的壮举和高歌猛进的辉煌，但也有过不堪回顾的失误和痛心疾首的曲折。问题的关键在于，正负效应相抵之后，到底情况怎样？过去，社会主义国家都公认经济上没有超越发达资本主义，也坦陈文化硬件设施上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因为这些实物形态的东西，是可以通过认真统计，用数字明确指证高低优劣的，所以容不得人不承认它。但是，对于文化软件上的东西，特别是社会制度和管理体制上的东西，因为其非矢量化特性，无法通过数字计算进行具体比较，于是，社会主义国家便能在这些领域里，几乎是无一无例外地长期声称自己大大强于资本主义。实际的情形果真是这样吗？比之于革命胜利前的旧社会，无庸置疑，社会主义在这些领域确实取得长足进步，但是，能不能据此肯定在这些领域里都已经超出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水平和高度呢？让我们看看个别社会主义领袖人物头脑清醒时怎么看这个问题。列宁晚年针对苏维埃的可悲现状和严重弊端，毫不留情地指出：“这些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⑸；是“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收过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⑹是“保留着革命前的糟糕透顶的状态”⑺的机关。列宁的话虽是激愤之辞，不免言之过重，但当时苏维埃的绩效肯定比沙俄政权好不了多少，这是可以确信的。毛泽东在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针对斯大林滥杀无辜，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曾经坦言：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⑻言外之意，社会主义在法治方面还不如资本主义。遗憾的是，他对这种事只是感慨陈词，而没有从中认真吸取经验教训以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结果连自己都重蹈了斯大林的覆辙。在这类问题上，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以后做得最好。他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⑼1980年，他又进一步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⑽可以这么说，邓小平是迄今为止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位领袖人物中，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现状讲得最坦诚、最实际的一位。如果中国政治上的民主早已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了，还用得着强调“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吗？！综合上述领袖人物的论述，可以看出，社会主义至少在行政管理、法治、人事和政治民主方面还没有超越资本主义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水平。总之，从总体上说，现实社会主义还没有实在、足够的东西证明自己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它是一个尚等进一步创造并展现自己优越性的社会，是一个正在努力赶超资本主义的社会。如此看来，过去对社会主义历史地位的定位是不够准确的。但是，对于这一点，社会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特别是其主流意识形态从不认可。因为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和“要民主百万倍”这类东西，一开始便借助革命胜利时的鼎沸激情，形成了一种超常强烈的政治氛围。后来，随着革命激情的逐渐淡化，这种政治氛围也顺势演化为一种浓重的政治自信与自慰情结。在这种政治态势笼罩下，除了共产党核心人物之外，谁要是胆敢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附带微辞，那就是人民和国家公敌，轻则让你身败名裂，声誉扫地，重则让你身陷囹圄，人头落地。一个本来需要不断调整、充实、提高和完善的新兴制度现在变成了神圣不可怀疑，不可触动的东西。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的自我反思与改革完善之路便被严严实实地堵塞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定位问题上的失误，要比教条主义的失误危害更大。因为只要能够摆正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社会主义建设者们就不会骄傲自大，自视过高，就比较容易看清自己的真实处境，这样就能较为谨慎客观地对待世事，从而及时发现自己初创制度中的缺陷并适时将其补充、完善，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而做不到这一条，那就只能在教条主义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以至于不能自拔了。中国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虽然在社会历史的定位问题上比以往清醒、客观得多，但是，很多人在政治制度，这个一向是社会主义国家讳莫如深的领域，并没有完全打开浓重的政治自信与自慰情结，个别人甚至完全没有打开。这就是说，在这方面，今后仍需扎扎实实地做好正本清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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