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会主义制度从表象上看，主要是对内对外都缺乏应变能力、纠错能力和学习能力，而造成这些缺陷的根本原因则是基本制度的民主化程度不高。这使得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愿望和智慧，既得不到及时顺畅的交流和表达，又得不到完整准确的采纳和吸收；大批深得民心、年富力强、多有谋略的治国安民之才长期被湮没，各级党政干部的政治素质日渐下降，直至形成官僚主义泛滥，甚至个人崇拜盛行的局面，最终使社会主义事业陷入难以自救的困境。假如社会主义国家一建立就十分注重并坚持不懈地提高自己制度的民主化程度和适用性，那就不容易出现那么多的教条主义和那么严重的“定位”失误，即使出现了，也应该比较容易纠正。其实，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和执政党中的广大党员干部并不是长期看不到自己制度中的不足和缺陷，只是苦于年青的社会主义制度一直没有提供一种有效的民主机制，把他们的意愿整合到一起，以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更为可悲的是，这种民主化程度不高的制度，反而给一些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党领袖造成了失误的条件，甚至给党内高层一些政治庸人，乃至心怀叵测的人，长期安居要位，拥权自重，胡作非为提供了机会。由此，苏共高层坚定维护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惨遭杀害；中国对当时大政方针提出正确异议的马寅初、彭德怀被扫出政坛；捷克著名经济学家，有改革之父称号的希克先生一度也只能离家去国，流落他乡……据有关统计，苏联在1936～1938年的大清洗中，有上千万人蒙受其害，以至社会精英也不能幸免，例如，一多半十月革命的卓越领导人、3／5的元帅、十七大的几乎一半代表、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的一半以上，都被从肉体上消灭了⑾；中国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50多万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后来经甄别，99％是冤案，而“文化大革命”期间受伤害的无辜干群则远远超过了苏联大清洗的人数。至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打过护制名义，不同程度地在党内外搞过对不同意见者的清洗。可是，与这种凄惨景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些社会主义国家是个人崇拜盛行，领导职位和特权终身享用，或者是变相终身制；有些则是夫妻，或兄弟，或父子，甚至带上其他亲眷同时执掌国家大权。在这方面，做得最出格的是罗马尼亚前总统齐奥塞斯库，在他执政的巅峰时期，其妻是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掌管党内干部大权，实际上在党内是仅次于齐氏的第二把手，同时，她还兼任政府第一副总理和全国科学和教育委员会主席；其子是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其儿媳妇为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全国少年队组织的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其三个弟弟分别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军队最高政治委员会书记、国家计委副主任、内务部高级警官学校校长；连其妹夫也是中央委员、中央主管农业问题的书记。齐氏家族在党政部门担任要职的不下数十人，实际上控制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实行的是地道的家族统治。⑿像这类封建余孽，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早已进了历史博物馆，就是在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也很少出现，但在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却堂而皇之地长期存在。像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什么资格阔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百万倍”“优越性”？！

    对于中国在社会主义民主上存在的问题，邓小平曾经有过很多精辟论述。谈到历史原因时，他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⒀“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⒁谈到现状、任务和重点时，他强调：“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⒂“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⒃“这些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⒄改革开放早期，邓小平谈论最多的是民主问题，而且身体力行地积极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展开，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与它同时相伴着制度的民主化进程密不可分。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在大力宣传“三个代表思想”，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笔者认为，如果不以制度的民主化进程为依托，“三个代表思想”就难以达到理想的预定目标。

    五、现实社会主义究竟应当怎样做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目前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重大社会课题。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历史性课题，应当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方面，要认真总结自己在制度民主化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紧密结合自己的国情特点和现实需要，扎扎实实地尝试着做好提高制度民主化程度的工作。当务之急是着手逐步取消各级党政干部的委任授职制，尽快扩大直选党政干部和人大代表的数量，提高人民参政、议政、督政的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要注意认真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马克思在19世纪70－－80年代论述东方社会跳越式发展时，曾经指出：必须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⒅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也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的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他还针对“左派共产主义者”把资产阶级所取得的成果当作旧的无用的废弃物完全抛开的主张，强调指出：“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别的社会主义。”⒆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时，邓小平也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⒇我国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晚年曾针对“左”倾思潮，语重心长地指出：一个新社会，只有在它把旧社会的所有有用的东西吸收得干干净净的时候，才能超越旧社会。而要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首先就要了解资本主义，特别是要了解近百年以来资本主义发生的巨大变化。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前，应当更加注意实事求是地对待资本主义民主。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还没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普选，有选举权的人都是能纳得起一定税赋的有产者。因此，那时的资本主义民主和议会，说它是有钱人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俱乐部，而不是广大民众的民主和议会，的确是证据确凿，无可辩驳的。难怪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那么蔑视资本主义议会制民主并积极支持工人运动的普选要求。但是，在社会主义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左派知识分子坚持不懈的斗争下，20世纪40年代以后，普选最终得以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普遍实行并不断走向成熟、完善。人民群众借此参与国家管理不仅有了形式上的保证，而且也在内容上不断充实。自从人类社会出现国家以来，国家管理长期实行的是垂直授权制，即各级官员偕由上级任命产生，而不是由人民选举授权产生。是资本主义第一次完全打破了这种严重阻碍人民群众参政的落后体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后来之所以能够对自身的制度进行不断调整，进而一直保持走在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前列，正是主要得益于其民主机制源源不断的活力和压力。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民主相比，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不仅发生了巨大量变，而且实现了部分深刻质变，尽管它还没有完全突破传统资本主义的束缚，但进步是有目共睹的。反观社会主义国家，至今实行的仍然主要是传统的垂直授权制，绝大部分官员手中的权力不是来自民主直选，而是来自上级授受，特别是执政党内有实权的职位更是如此；不少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至今还在沿用奴隶时代和封建时代的终身制，或变相的终身制。这一切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遂使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参政、议政、督政至少在形式上远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实用。而民主形式上的缺陷必然要影响民主内容的正常展开。社会主义民主就这样长期徘徊不前，有时甚至出现倒退的局面，如苏联“大清洗”时期、中国“反右”和“文革”时期就是这种情形。当然，也必须看到，对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由于文化背景、社会基础和发展程度的差异，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政治民主的文明成果并不是一件没有风险的、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资本主义政治民主中那些反映了先进社会化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迟早都会为人们接受。因此，在这件事情上，既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无所作为。当务之急是尽快把资本主义制度中那些符合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适应先进文化前进要求的民主性因素萃取出来，为我所用。否则，就有可能把资本主义民主的表象，乃至糟粕，当作本质和精华学习和套用，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当时代已将振兴中华的历史机遇再次赋予我们的时候，决不能犯这种低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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