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学者们在理论上对发展进行热烈地探讨时，战后独立的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刚好也经历了一个“独立”发展时期。然而，实践的结果却并不令人鼓舞，不论这些国家奉行的是哪种理论或意识形态，它们大都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就，相反，这一阶段的第三世界发展史充满着挫折与失败。

    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很多新独立的国家殖民前的社会整合程度就很低，这在非洲地区特别明显。殖民前和殖民时期被压制住的各种矛盾，在独立后开始得到了“自由”表达的机会。新建立的国家并未脱离原有的殖民框架，却丧失了原殖民者的行政效率，其结果是社会骚乱和混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在这种破坏性最强的时期，混乱使得传统的名誉丧失殆尽，新的议会被打翻在地，恶意与报复肆意横行，把在道德范畴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人推到了权力的顶峰。这些人当中不乏强盗、土匪或流虻，但也还有一些忧国忧民的行政管理人员或职业军人，甚至还有具备现代观念的王公贵族或君子，他们牢牢地抓住权力，竭力想用他们所熟悉的原则，在正统观念的范围之内拯救自己的国家。

    结果，这一段时期的历史证明，新产生的独立政权，除了少数例外，大多数很快就会成为动乱的牺牲品。为了防止这类事情的发生，越来越的信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多党议会制，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开始让位于一党制，这与现代化学派的理论预测简直是背道而驰的。可以说，实践同现代化学派的乐观主义看法开了一个大玩笑。在这一阶段内，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党制都演变成了实际上的无党制，因为一党制统治的基础已完全官僚化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日薄西山，完全被纯粹的行政管理取而代之。于是，比殖民主义时代更加残忍、更加赤裸裸的独裁政体出现了。

    当然，这些政体也并非就能保证稳定和发展的顺利进行，这是因为，它们要避免发展的挫折与失败，就必须从更为实际的角度解决发展面临的困难，而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发展与利益协调的关系。

    第一节 发展与利益协调的关系

    这个问题在实践中虽然十分重要，但在理论上却并不为学者们所重视，部分原因在于它并不具有很高的纯学术价值。然面，由于其在实践中显示出来的活力，我们却不能不对其在发展中的作用作一概略的分析。

    从社会学的角度讲，每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都具有一种分配社会利益的功能，即通过各种强制性的或非强制性的，合法的或非合法的以及由各种文化传统所制约的方式，使各个社会集团能按照某种固定的渠道得到自己的一份利益。在人类历史上，各民族由于自己的文化传统迥异而形成了各不相同的利益分配模式，而同一民族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也会产生不同的利益分配模式，例如奴隶制式的分配模式或封建制式的分配模式。从这个角度讲，社会发展史也可以说是一种利益分配模式变化的历史。这种利益分配模式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吻合的，并往往能使社会的冲突维持在一种平衡状态上，如其遭到破坏，则社会会发生动荡，变革或革命；而社会如发生变革，就意味着原有的平衡机制失去效能，需要一种新的利益协调模式。

    不管我们怎么定义传统社会，但无可否认的是，由前工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是一个带有方向性的特殊的社会变革过程，它意味着原有的社会利益分配模式遭到破坏，平衡机制失去效能，社会财富的流向发生了新的变化，这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例如，在产生资本主义工定革命的国家中，财富和收入迅速从旧的封建贵族和土地寡头的手中转到工业、银行与商业的亲主人手中。这种财富的流向造成一种新的利益分配模式，而这种模式必然会使一些社会集团得益，加一些社会集团受损。很显然，现代化过程肯定不是学者们在理论预测的那样一曲美妙动听的乐章，它隐含着激烈的利益冲突，这常常被人们称之为现代化过程中的“阵痛”，但却往往忽略了这种阵痛的实质。事实上，一个国家的这种内部冲突往往会给它今后的历史进程打下难以磨灭的深刻烙印，不仅如此，如果未能很好地协调这种利益冲突，还会阻挠和破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甚至出现历史性的大倒退。因此，采用何种方式协调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则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性问题之一。

    由于历史给各民族留下的遗产不同，这种利益冲突的范围、对象、社会集团的组合以及可能产生的协调模式也就各不相同。在这个意义上，已经“现代化”了的国家，都是以各自独有的方式成功地解决了利益协调问题的国家，而中国等国家在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未能迅速步入现代化行列，也是因为在此问题上采取了错误的决策。因此，简要回顾一下子主要发达国家在此问题上的经历，对我们深入了解利益协调的重要性是十分有益的。

    英国的利益协调是处理得较好的，这主要是因为英国的现代发展是一个相对温长的过程，可以从容不迫地处理各种矛盾。

    英国的利益协调主要是围绕着土地归属权的变动而进行的。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始于圈地运动，圈地的目的是养羊，有些也是为了进行精耕细作的商品化农业生产，以获取比原来的经营方式更高的利润。圈地者主要是地主和部分自耕农，大批公薄持有农和长期租地农却丧失了土地成为游民。圈地后的地主在兼营商业的同时成为资产阶级的乡绅，被剥夺土地的农民则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后备大军。圈地极大地侵犯了这部分农民的利益，但农民的反抗却未能阻止圈地的进行。一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分散而无组织；二是英国处于新航线的中心，对外贸易和商业都较为发达，失地农民可另谋职业；三是英国政府采取了济贫措施来安抚失地农民，这就使虽然激烈的社会冲突得以维持在一种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其次，圈地并非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而是一个断断续续的过程，从１３世纪圈地的开始到１９世纪中期圈地结束，其过程大约持续了５００多年，漫长的时间无疑减缓了冲突的烈度。与此相应的是，有产者之间的土地转移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从亨利八世没收教会的地产出售到光荣革命结束，封建地产向资产阶级化地产的转变差不多经历了两个世纪，其间规模较大的是在１６４０－１６６０年之间的清教革命时期，王室和保王党人的土地被克伦威尔政权大量出售，大批封建地产易手。为使土地所有者对国王承担的封建义务，而以拨给国王每年１０万英镑作为交换条件。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曾试图恢复原状，但已无法改变地产变动的实际状况，唯一的解决办法只是让原有的地产主人获得部分赔偿金。有的地产主人虽然未变，但也开始采用新的经营方式，或者是干脆租给资产阶级化的农场经营。有产者之间的地产变动固然对原有的封建主不利，但毕竟不是无条件的剥夺，因此多少缓和了变动过程中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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