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工人进行所谓“同化”工作的同时，军政府还尽量用官方资助的雇主工会和农民联合会，取代以前相对独立的农村工会与农民团体，因为后者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前者。按此方式，“不要太长的时间，每一个城市的个体都将被束缚进这种官方资助的网络中．．．．与之相伴的当然是为人们提供某些细微但表面上很漂亮的社会服务。”

    最后剩下来的那些不合作的，曾在古拉特时代引起过政府很大不安的团体，首先将会被政府收买下来，然后被尽力限制在任何将来的激进动员都被允许的范围之内。

    １９６４年以后，军政府谋求保证其统治的第三种手段是意识形态上的控制。传统上，巴西的独裁主义政府对不同的政治信仰不是相对宽容和实际的，反映在政治文化中，就是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还非常罕见。然而，面对激进的大众意识形态与工人阶级自我意识的不断增长，古拉特以后的政府采用了一切手段来铲除产生“颠覆性”的意识形态的根源－关闭巴西高级研究学院，使大众扫盲计划非政治化，对所有传播媒介进行审查，并积极地寻求提炼一种新的更合适的政治价值，再由官方来强制灌输这种意识形态。这种官方意识形态的中心是民族主义，它主张人们应忠于政府，热爱国家，克尽职守等，总之，人们应该热爱巴西，热爱巴西的一切。世界杯足球赛也被充分利用来达到这一目标，当巴西获得世界冠军时，“全国各地都是旗帜、颂歌、赞美诗、大量的张贴画及传单来赞美巴西的伟大。”显然，不论巴西社会存在多少矛盾，军政府总算在这一时刻把全民族从形式上团结在了一起。 新政权全面取缔了一切民主活动以及一切民主组织，严厉镇压了一切工农活动，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终于恢复了“稳定的秩序”。与伊朗国王的不同之处在于，军人并未包办一切，而是将新经济政策的制定权，转入了一批留美归国的专家们手中。这些专家主张实行稳定经济的政策，以控制通货膨胀率、降低工资、恢复工业利润为主要目标。专家们认为，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是要为本国持续的酱积累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于是，在政变后的一段时期内，工人实际工资被迫降低，政府开支也大幅度削减，而向工业界和农业部门提供的贷款却大为增加。其宗旨是提供一切企业主可望得到的利润，以此来增加生产和提高生产率。

    从效果上看，新政府取得了某些成功：通货膨胀率从１９６４年的９１．９％开始下降，至１９７０年以后已降至２０％以下。与此同时，巴西经济开始回升，１９６８－１９８４年间出现了被称为巴西经济奇迹的增长阶段。今天，巴西已开始向很多国家和地区出口工业品，其中包括先进的武器装备，如果以经济的飞速增长作为成标志的话；巴西似乎是成楞的，但其成功的代价是民主自由的丧失，工人利益受到强制性的损害。由于工人被迫接受低工资，生产增长的收益主要落入了工商界的手中。从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８４年，巴西实际工资呈下降状态，１９８４年工人工资的实际购买力比１９７１年下降了５０％。这是一个十分令人吃惊的数字，也是军政府强制性措施带来的后果，这种新的利益分配模式极大地损害了工农的利益，但它却多少使经济有所增长。而工农大众在自身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况下并未奋起进行大规模的反抗，除了军政府的高压政策、中产阶级对工人的敌视之个，其原因也还在于巴西的整个经济状况似乎在好转，这就使一般民众对未来抱有某种模糊的期望，从而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巴西的例子是复杂的，由于它和印度一样，都是第三世界的大国，又是各种新的矛盾特别集中的地方，因而，它的例子不断从各种角度被学者们用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但不论怎样讲，巴西的例子是能给人以某种关于发展的启示的。

    从上述各国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各国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碰到如何协调各种利益冲突的问题，而成功地建立起利益协调模式的国家，都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在初始阶段，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的利益协调，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工人，农民及其他体力劳动者的利益。这一方面证明，原始资本的积累在很多国家依赖于对劳动者的压榨；另一方面也表明，劳动者在各方面尚未成熟到能有效捍卫自己利益的程度。

    （二）现代工业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新的企业家集团、知识精英及其政治代表。如果新的利益协调最终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工业化进程将会受到很大影响。伊朗与巴西的例子就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

    （三）能否顺利解决旧有特权阶级在新体系中的归属问题，大体上决定着一国在其现代化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越顺利则付出的代价越小，反之则越大。

    （四）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协调各集团的利益，如果冲突势不可名，总是力量总和较强的一方获胜，而不取决于谁更坚决地实施工业化方针。因，想要取得成功的现代化领导集团，一定要在利益协调中团结一切可能的力量，以使力量的对比有利于己方。

    发展过程中的挫折和失败表明，由发展而引起的社会转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如何减缓这一过程中的痛苦，当是每一个雄心勃勃的执行现代化计划的政治家需要认真考虑的事。如若处理不当，必然导致一个国家或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失败。当然，如果某些痛苦是不可避免的话，它应该更多地属于那些正逐步被淘汰的集团和阶级，这或许是一条最重要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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