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应是政治的继续。如果政治上的绝对必需要求发动对台军事打击，那么在实施打击之前首先应当确定其具体的和坚定的政治目的。所谓具体，是指它并不只包含维护国土完整和争取祖国完全统一等一般原则，而且还指在实施这一打击的特定阶段上根据总体形势推进实现这些原则的特定程度(可从不等的局部到完全)，或者说预定战前原状将由于军事打击及其即时政治效应而被更改的幅度。所谓坚定，则是指在军事打击及其直接的政治平行或后续行动之整个预期过程中，始终一贯地用这具体的政治目的来指导甚至规定军事行动及其军事目的，除非总体形势发生意外的、本质的变化，以至必须改变之。假如不事先确定非常自觉的具体政治目的并坚持以此统帅作战，对台军事打击就难免由于多种因素――例如爱国主义激情、对李登辉之流和可能的美国武力干涉的义愤、局部军事胜利引起的兴奋或局部军事挫折带来的刺激――而不自觉地滑向听任单纯军事逻辑支配的“绝对战争”轨道，致使其综合代价远超过所得的综合利益。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斗争的历史上，有过因事先未非常自觉地确定具体和坚定的政治目的而遭遇严重挫折的教训。在关于入朝参战的决策过程中，毛泽东为首的开国元勋对敌我各自的多方面特征、双方就不同领域而言的不同力量对比以及在总的战争意志和能力方面能够承受的压力限度，都做了足够具体、周到和严谨的估计，这同惊人的政治胆魄一样，是做出出兵朝鲜这一正确决定的根本条件。然而现在可以认为，不管出于哪些原因，他们在此决策过程中多少忽略了一项必需，那就是事先高度自觉地确立具体和坚定的战争目的，以致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取得辉煌胜利而来的兴奋和冲动中，毛泽东贸然立意要彻底摧垮“联合国军”，迅速替金日成统一全朝鲜。由此而来的是几场后续战役的严重失利，甚或连同停战谈判最佳时机和最佳实力地位的误失(在一定意义上，这同美国方面几个月前犯的大错相仿：麦克阿瑟仁川登陆大胜引起的兴奋和狂傲，决定性地促使美国决策者弃置原已确立但不坚定的战争目的――恢复半岛战前原状，改而欲用武力迅即统一全朝鲜，其结果是中国参战及其给美国带来可谓灾难性的后果)。当然，在人民共和国的史册上，远为多见的是这方面高度成功的史例，其胜利无不同事先确立有限、合理、具体、明确的政治目的密切相关，并且无不取决于始终以此统帅作战行动。
    如前所述，就对台军事打击而言，这样的政治目的可以有两类：一是制止分裂，进而为最终和平统一创造重要条件；二是一举用武力实现统一。究竟其中哪一类目的比较恰当，则同样如前所说取决于哪一类较契合中国各项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间的价值排列，较相称于我们在台湾问题上可得和可用的能力，并且较能够导致尽量有利的收益对代价之比。显然，要作出这些判断，就需讨论本文要谈的其他问题。不过，在此可以预先说明，至少在目前可较明确预见的形势下，前一类目的代表着明智、慎重的政治选择。 

    对台大规模军事打击引发中美冷战的可能性

    大多数观察家都饶有理由地认为，对台实际军事打击几乎肯定会引起美国军事干涉。不过，这干涉的具体方式、规模、力度和持续时间，都有各种可能性，到头来实际如何将由多项因素及其复杂的互相作用而定。其中，中美关系届时的总体状况，美国国内的对华舆论，大陆对台军事打击的规模、力度、具体政治目的和“门槛”高低，大概是特别重要的三组因素，而其中最后一组尤为关键。但是，这组因素的作用不大会像乍一想来的那么简单，即旨在一举实现统一的最大规模和最猛烈的军事打击会引起最严重的美国军事干涉。相反，在此种场合，美国不仅如同在所有其他一般可想象的情况下那样很少有可能大规模参战，而且多半会在中国最强烈的统一决心和搏斗意志面前，将其军事干涉限制在足以造成美军稍多伤亡的水平之下。至于美国军事干涉的成效问题，则可以认为除非出现那种很少有可能的美国大规模全面参战，中国是可以承受军事上的代价来对付或战胜的，因为中国能够集中自己作为东亚大国的战争关注和军事主力于台海地区，而美国在绝大多数可想象的场合缺乏做到这一点的意愿和决心。此外，还可以考虑到例如美国“中程协议”试探透露出来的一种可能性，即台湾当局因悍然正式实行“台独”而遭到大陆军事打击时，美国也许不会进行(或不会认真进行)军事干涉。
    实际上最值得担忧的，大概是旨在一举实现统一的全面进攻(甚至可以说彻底的军事胜利)很可能引起的一种国际政治后果，亦即虽然美国既无意志亦无能力阻止中国完全统一，但如此完成统一的方式刺激起异常激烈和广泛的美国国内反华舆论，并导致单极欲望和对华偏见根深蒂固的一大批对外政策权势“精英”将中国确定为美国利益和理想的巨大实在威胁，同时病态般地对中国“挑战”美国面子长久怀恨在心。在这些情况下，将长时间的冷战对抗强加于中国，是可以预言的美国的反应。假如对台全面进攻是在台湾当局悍然正式实行“台独”之前发动，则美国对华冷战的可能性还会显著增大。这方面一定程度上可以借鉴美苏冷战起源的史实：美国当年虽然无力强行阻止苏联控制东欧，更无力取消苏联在那里渐趋全面的实际统治，但由此引发的权势和面子失落感连同对苏敌视和过头恐惧，决定性地促成了对苏冷战。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争后中国、古巴、伊朗等国的历史也先后表明，霸权主义的美国对它难以容忍却又无能逆转的重大政治变更，大都会报以长时间的冷战对抗政策。在美苏冷战结束后的当今时期，这种情况也不会有多大改变。
    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假如这一预计应验，中国的安全和迅速走向富强的前景会遭受怎样的损害?虽然相当准确的回答取决于估量有关中美两国和世界政治的多种中长期性质并注定会变动的因素，因而眼下是做不到的，但只要肯定多数观察家都会同意的三项前提，就可以断言那将是中国遭遇可想象的差不多最恶劣的未来国际环境。这三项前提是：(1)基于美国在苏联解体后空前显赫的军事和意识形态影响优势，连同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持续强劲的经济增长和急剧拉前了的高技术领先地位[8]，它在今后至少半个世纪里仍将是世界头号强国；(2)这一首强地位同更长时间内仍会大致维系甚至有所扩大的西方发达国家“多元安全共同体”(pluralistic security community)[9]结合在一起，将作为主要的决定因素使得很长时期内少有可能出现一个足够团结、足够持久、也足够有力的国际反霸制衡阵线，特别是军事意义上的；(3)中国虽然就经济军事实力、体制机能和国际政治经验而言20余年来已有了非常巨大的进步或改善，且又具备成为未来世界强国的基础规模条件[10]，但很大部分国情决定了上述三方面都真正任重道远，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是一个发展中的、不够成熟的大国，而非发达强国。在所有这些可预见的情况下，美国对华冷战必将迫使我们将远为过多的资源和注意力用在军事、政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对付美国及其盟国的实在和潜在威胁，剥夺我们本可有的很大部分经济、政治外向发展机会，甚至有可能使我们不敌冷战压力和冷战氛围的一种异化效应，将某些本应改革的体制缺陷当作为抗衡美国所必需的。如此，中国即使在21世纪仍可维持国家安全并实现国民基本富裕，也无法成为理应成为的世界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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