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强调的是，在从激进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抛弃前者。恰恰由于他们从来没有将政治民主本身视为目的，他们便毫无疑虑地支持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变革的手段。 马克思在1847年的一篇论战式文章中写道：和宪章派一样，德意志无产阶级“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个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但是工人丝毫也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当做自己的最终目的。”。（1847，第333页）对这一观点的澄清把共产主义者同其他民主主义者区别开来。如同恩格斯在它的草稿中指出的，即使是后者中最先进的派别 ? “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也不能理解“假如无产阶级（当其掌权时）不能立即利用民主来实行”这一转变，“那么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会毫无用处。”（1847，第350页，第355页）。7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指出的，政治民主虽然只是一种手段，但却是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最佳手段，因此，必须为此而斗争并捍卫它。当1892年一位批评家指责马克思和恩格斯忽视了民主统治的形式时，恩格斯反驳道：“马克思和我在四十年间反复不断地说过，在我们看来，民主共和国是唯一的这样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斗争能够先具有普遍的性质，然后以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告终。"(第271页)

    唯有在此处我们才能够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即把民主无国界作为前提，而这恰恰是因为“工人没有祖国”，如《宣言》所述。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以及民族自决 ―― 如波兰和爱尔兰 ―― 和民主的扩展紧密相联。同布鲁塞尔和其它地方的民主运动中的活动家们一样，他们早在1845年就已赋予这些立场以内涵。这与他们在1847年组建第一个有组织的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政党――即发表《宣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努力相关联。他们认为，建设共产主义组织应和推进民主斗争携手共进。正因为“民主之战”的胜利是社会主义变革的先决条件，共产主义者必须在这场战役中被组织成最坚定的战士。在这一观点的武装下，他们立刻着手为欧洲的民主运动特别是它的无产阶级部分提供能动力量。

    第二部分：1848年的经验教训

    随着巴黎、维也纳起义以及接踵而至的1848年三月德意志革命的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得以把他们的战略付诸他们为之乐道的“历史的真实运动”的检验。他们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为刚刚出版的《宣言》补充一个针对德国的具体的纲领，被称之为《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宣言》――在很多方面仅是一个预见性的声明――只是提出了德意志战略的纲要。在为民主而进行的斗争中，共产主义者应该联合“资产阶级，无论何时只要它采用革命的手段，以反对绝对的君主政治，封建地主政治和小资产阶级。”恩格斯1888年译文中的“无论何时”其原文是“一旦就”，这表明，如德雷帕所指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抱有很高期望。本文后面将论及，这种期望被后来发生的事件证明是不正确的。（1984，第255页）

    《要求》为德意志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举了17种措施，包括了一些来自宪章派的纲领，为这一总战略做出了意义重大的调整。8 他们没有将小资产阶级视为敌对势力中的一份子，而是号召这一阶级与无产阶级和“小农”联合起来为《要求》而战。将小农包括进来并要求结束他们的封建义务的号召非常引人注目，因为《宣言》对待农民的方式使人们广泛接受一个神话，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看不起农民。这一被恩格斯在其早先的著作中称为“人民联盟”9 或在其它情况下称为“民主”的联盟正是他和马克思在德意志革命中为“赢得民主之战”而竭力打造的阶级联盟。如宣言中所解释的，在那场胜利之后，“反对资产阶级自身的斗争即将展开”――这正是他们后来所说的“不断革命”。

    在他们新的总部科隆，马克思和恩格斯寻求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实施他们的想法。一个直接的障碍是工人运动对人民联盟的宗派主义态度。受到在另一种背景和时间条件下会被诊断为“经济主义”的问题的困扰， 同盟的成员们――他们同时还领导着德意志虽小却极具战斗性的工人阶级，该阶级的主要构成是手工业者，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是问题的物质根源所在――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利益可以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得到增进，因此认为与较广泛的民主运动，特别是与小农和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是没有必要的。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成功地批驳了这条路线，他们仍然通过对德意志革命（及以后的事件）达一年之久的参与，不止一次地同这一倾向作斗争。这些都说明，工人们，至少在他们当时的发展阶段，必须被争取过来为民主而斗争。这一努力所要求的那种积极的能动力量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能提供。10 

    工人们对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分子所持的合理的疑虑是这一宗派主义倾向的基础。这样一种担心，即一旦资产阶级确立起基本的民主权利以增进他们与封建贵族相冲突的利益之后，他们就会将任何解决社会问题的努力拒之门外，是可以理解的（看看宪章派的经历吧）。《宣言》的作者清楚地认识到这一问题，于是在最后一部分号召一旦赢得民主斗争的胜利，“立刻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基于接下来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以及工人运动的实际经历，他们将能够对这一粗略的建议进行详细的阐述，以便在将来革命爆发时对付资产阶级。

    在直接参与德意志事态发展的一年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诉诸了各种战术和战略的转换――如暂停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决定――以便创建人民同盟这一他们坚信将维持“不断革命”的联盟。他们的总的战略是推动民主革命尽可能地向左发展，从而为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培育最有利的土壤。他们的报纸《新莱茵报》和由马克思领导的编辑班子成为了逐渐被称之为“马克思党”的有效的政治和组织中心。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在这段风起云涌的日子里，以“民主机关报”为副标题的《新莱茵报》――“德国最大的、读来最具激情的报纸之一”（Felix, 1983, 第84页; 参看 Sperber, 1991, 第212页）――是全德意志最坚定的争取民主的声音。到1848年深秋时，马克思已成为日益遭受威胁的民主空间的最富战斗性的捍卫者们事实上的领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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