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48年到1849年一系列的事件中德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支援了拉萨尔所持的工人应该警惕他们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总结德意志革命所得出的清单中也是这么说的。但是象拉萨尔那样由此得出容克地主中的“开明”派是应该依赖的对象的结论，则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一个根本论断――拉萨尔对此也是表示同意的，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工人夺权的前提。与封建容克地主的结盟是倒退的一步。但是，考虑到德国工人阶级尚不壮大，因而自身无力夺权的处境，他们中很多人觉得如果资产阶级不可信赖的话，那么也许封建贵族中的一些人可以信赖的的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走出这一历史困境的答案是以工农联盟为核心的人民的联盟。恰恰因为拉萨尔主义者鼓吹工人与俾斯麦的封建主－君主联盟结盟，他们不是忽视就是贬低了与农民的结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传工农联盟的同时，尽其所能地让这一政党转向相反的方向。

    他们塑造德国运动以消除拉萨尔主义影响的最公开的努力――他们大部分的参与行动是以私人通信或是偶尔的会议的方式开展的――是1865年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的出版和宣传。这本被广泛阅读和讨论的小册子的核心，是倡导与“反动”派俾斯麦和自由派资产阶级两者相分离的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但是，这两者中的后者对工人而言代表着一种进步，因为它的传统纲领――公民自由和基本民主权利――是工人阶级“为取得最终的胜利所必需的”武器。（1865，第77页）然而，正如1848至1849年所昭示的，自由资产阶级在推动其自身的纲领方面都是靠不住的。不过，在任何条件下，工人政党都有义务为“资产阶级自由”而斗争。

    为取得胜利，工人政党必须和农业生产者联合起来：“在农村无产阶级还没有卷入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城市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得到而且一定得不到丝毫成功。”有了这条建议，恩格斯的小册子当之无愧的成为了指导德国革命的《宣言》纲领的补充。1894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党对农民问题最为详尽的阐述《法德农民问题》一书中，为两国工农联盟把农民中的小块土地占有者争取到自己一边提供了具体的建议。

    最终，任何来自俾斯麦的“波拿巴主义”政权的提议都要受到质疑。只要俾斯麦还想利用工人运动反对资产阶级，他就必须容忍工人运动的存在。“一旦这个运动把工人变成独立的力量，一旦它因此而危及政府，这样的情况就会立即结束。”十三年后，当德国党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一个具有自己议程的群众性工人政党时，恩格斯的预言因为这位首相以他的《反社会党人法》的名义将德国党宣布为非法而得到了证实。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定程度上在运动中取得了成功，但清楚的是，从1875年哥达合并代表大会建立了统一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直接的前身）这一结果来看，被他们称作 "恶臭"的拉萨尔主义还没有消失。合并纲领――后来被称为《哥达纲领批判》的马克思未公开的备忘录的主题――在他看来“彻头彻尾地感染了拉萨尔宗派对国家的忠顺信仰” ( 1875, 第97页)，这一信仰就是对俾斯麦所抱幻想的基础。他尤其反对其中一条有关工人阶级的论述，“对它（工人阶级）来说，其它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虽然他没能说服他们的支持者删除这条政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李卜克内西压制了马克思的批判19――当这一条再次出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采纳的纲领上时，恩格斯成功地把它删除了。

    使得党的领导人尤为恐慌的是，恩格斯的策略是在代表大会之前首次公开了马克思的《批判》。他还直接写信给持同情态度的党的领导人。在给卡尔?考茨基的教诲信中，他详细阐述了马克思强调的各个要点。措辞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它压缩了革命的进程，而没有看到必须经过的不同阶段――特别是工人阶级在掌权以前必须参与的联盟。除了工人阶级，将所有其它阶级都视为“反动的一帮”是这个联盟的障碍。“只要我们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自己夺取政权并实现我们的原则，严格地讲，对我们来说就谈不上什么反动的一帮，不然，整个民族就要分为反动的多数和软弱无力的少数”。 (1891, 第409页) 最后纲领上删除了这一措辞以后，恩格斯满怀信心地告诉一位亲密的支持者，“拉萨尔最后的痕迹已经被抹去了。” (1891a, 第594页) 虽然他不能把他所有的期望都放进《爱尔福特纲领》中，如我们所已知的――纲领没有把他对于“民主共和国”的号召融入其中――但它是对《哥达纲领》的重大改进，也得到了恩格斯总体上的认可。

    改良主义的问题

    与恩格斯希望的相反，拉萨尔主义继续困扰着德国党。没有什么比拉萨尔主义在选举过程中散播的幻想更清楚地表面了这一问题。根据拉萨尔派，通过选举，工人将能够从俾斯麦主义的政权中获得让步。早在1867年德国工人代表已被选入帝国国会，这是欧洲工人政党中的首例，从而无疑助长了该幻想。然而事实是直到一战结束，德国仍旧有一个非选举产生的行政机构，不受政府立法机构的制约，也缺少对公民自由权利的宪法保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绝不是对国家选举过程无足轻重的限制。

    他们第一次明确反对“国会侏儒症”――即错误的假定立法领域构成政治的全部――的努力是他们1879年给党的领导人的私人备忘录――《通告信》。一年之前俾斯麦的禁党令激起了一场关于党在议会内的代表――豁免于此禁令的帝国国会党团――的作用，即其同选举产生的党的领导层的关系的内部争论。由于作为一个团体的议会党团倾向于党的队伍中的右翼，这一问题具有额外的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的批评了领导人中的一派，其中包括了年轻的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未来的“修正主义之父”。他们发表了一份“宣言”，号召放弃党的无产阶级倾向并转向，用它自己的话来说，“有教养的和有产的阶级”。这并不是偶然，那些想转向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人正是难以容忍党员群众对议会党团的批评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和他们同一立场的人澄清道：“事实上，德国社会民主党患了议会症，以为有了人民的选举，当选人就体现了一种神圣的精神，可以把党团会议变成绝对正确的会议，把党团决议变成不可违背的原理的神圣精神，难道不是这样吗？”（1879，第400页）在这一将会使二十世纪许多工人政党――只要它们存在议会成份――苦恼的问题上，他们坚持认为议会成份服从党的整体意志的原则必须得到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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