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 现代生物学在中国植根

〔民国时期(1912～1949)〕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至1949年，现代生物学在中国逐渐扎根，并为后来的进一步发展尊定了初步基础。

民国初期，在北京、武昌、南京、广东、成都、沈阳等6处相继成立了高等师范学校,并在这些学校中设立博物部或农科。1921年秉志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建立了第一个由中国学者主持的大学生物系。不久，高等师范学校都先后改为大学。而博物部或农科的有关部分也都发展成为生物系。一些大学的地质系也进行了古生物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一批中国生物学家到各个大学任教，他们在各大学的生物学系、地质系和医学院、农学院有关系科的创办和建设中，做出了贡献。如在北京大学先后有钟观光（1868～1940，植物分类学）、张景钺(1895～1975，植物形态解剖学)、杨钟健（1897～1979，古生物学）、林 (1903～1981，植物分类学)、雍克昌（细胞学）、崔之兰（1902～1970，组织学）等。在清华大学有吴韫珍(植物分类学)、陈桢（1894～1957，遗传学）、李继侗（1897～1961，植物生态学、植物生理学）、戴芳澜(1893～1973，真菌学)、汤佩松（1903～ ,植物生理学）、赵以炳（1909～1988,生理学）等；在燕京大学有胡经甫（1896～1972，昆虫学）、李汝祺（1894～?，遗传学）等。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有林可胜(1897～1969,生理学)、张锡钧（1899～1988,生理学）、吴宪(1893～1959,生物化学)、马文昭（1886～1969,组织胚胎学）、冯兰洲（1903～1972，寄生物学）等，在前中央大学(包括其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有秉志（1886～1965，动物学）、胡先马肃（1894～1968，植物分类学）、钱崇澍(1883～1965，植物分类学)、伍献文（1900～1985，鱼类学）、蔡翘（1897～？，生理学）等;在浙江大学有贝时璋（1903～ ,实验生物学）、罗宗洛（1898～1978，植物生理学）、张肇骞（1900～1972，植物分类学）、蔡邦华（1902～1983，昆虫学）、谈家桢(1909～ ,遗传学)等;在武汉大学有张（1884

～1950）、高尚荫（1909～ 、病毒学）等；在山东大学有童第周（1902～1979，实验生物学）等，在中山大学有陈焕镛(1890～1971，植物分类学)、朱洗（1900～1962,实验生物学）、张作人(1900～ ,原生动物学)等。当时客观条件十分困难，经过中国学者的艰苦奋斗，大学中生物学科建设初具规模，成为当时中国生物学研究的主要基地，培养出不少专业人才，对以后中国生物学事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民国初年，中国还没有一个专门的生物学研究机构。1914年,留美学生任鸿□等人，在美国发起筹备,于1915年 1月在国内发行《科学》杂志。10月正式成立了“中国科学社”，传播科学知识，提倡在中国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生物学家秉志就是发起人之一。1918年,中国科学社总部从美国迁回中国上海,不久又迁南京。1922年8月，由中国科学社委托秉志、胡先马肃 和杨铨(1893～1933)筹建的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在南京正式成立。秉志任第一任所长，研究所的任务是研究、培植人才和普及推广科研成果。研究所分为动物学和植物学两部分，秉志兼任动物学部主任，胡先□任植物学部主任（后由钱崇澍继任）。研究所着重于中国动植物的调查、分类研究，同时也进行一些生物的形态解剖和生理、生化方面的研究，并出版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丛刊》。丛刊后来分为动物和植物两部，分别汇集动植物研究成果。至1942年为止，动物学部共发表论文112篇，植物学部也发表论文100多篇。国外许多研究机构常与研究所交换论文。研究所还培养了大批生物学家。国内许多著名生物学家都曾在该所工作过。1928年，由尚志学会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集资，在北平建立了静生生物调查所，由秉志任所长(后为胡先马肃)，并由他和胡先马肃分别主管动物学部和植物学部。调查所的主要任务是调查中国北方动植物区系。调查所出版了《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1929年在南京筹建了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其主要任务是陈列从全国各地送来的动、植物标本,同时也作些动植物的分类研究。1934年，该馆改组为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1898～1976）。出版了英文刊物“Sinensia”，刊载该所研究成果。1944年在四川北碚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又扩大分成动物和植物两个研究所，动物研究所由王家楫主持，植物研究所由罗宗洛主持。1944年中央研究院又在重庆建立了医学研究所筹备处，1946年迁上海。主任林可胜，代理主任冯德培(1907～ )。1929年北平研究院成立了动物学研究所、植物学研究所和生物学研究所(后改名为生理学研究所)。动物学研究所由陆鼎恒主事，其工作偏重于北方和沿海动物的调查和分类研究。植物学研究所由刘慎愕(1897～1975)主事，其工作侧重于北方和西部地区的植物调查和分类研究。生理学研究所除进行生理学、细胞学等问题的研究外，还开展中药的生理作用的研究，先后主事的有经利彬和朱洗。1931年,中国西部科学院(四川北碚)成立了生物研究所(1937年春因经费困难停办),从而为中国调查研究西部地区的动、植物建立了基地。这些先后建立的生物学研究机构和在南京的中央卫生实验院、中央农业实验所，以及各大学的生物系和农、医学院的一批生物学研究力量，彼此配合，作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特别是对中国动植物调查和分类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内大部分科研机关和大学都被迫西迁。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在战争爆发第一年即迁往四川北碚，其在南京的三座大楼和动植物标本楼，全部毁于日军炮火。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即已迁往陕西武功，动物学研究所则迁往云南昆明。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先迁往广西阳朔,历经千辛万苦,才勉强在四川北碚安置下来。没有搬迁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却成了日寇筱田部队的大本营。在战火中，各研究机关和大学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动植物标本，损失惨重。在这个灾难深重的年代里，科研经费和设备匮乏，科学家生活极端艰难困苦，这一切都给生物学研究带来巨大损失。尽管如此，许多热心祖国科学事业的生物学家，仍然坚持工作。西迁后的科研机关和大学生物系，很快就结合本地区特点，开展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例如，清华农业研究所植物生理研究室在大普集，北平研究院在昆明西山，中央研究院在重庆北碚，浙大在湄潭，西南联大在昆明，均称人才之胜，弦歌不辍。

20世纪20年代以来，生物学各专业学会相继成立。1925年,北京博物学会成立(北京),出版了英文的《北京博物学会通报》;1926年,中国生理学会成立(北京)。翌年创办英文版《中国生理学杂志》,附有中文摘要;1929年，中国古生物学会成立（北京）；1930年，中华水产生物学会成立（厦门）;1933年,中国植物学会成立（南京）；1934年，中国动物学会成立（庐山）。到1936年，植物学会有会员140人,同时还有以大学生物系和研究机关为主的11个单位的团体会员。动物学会成立时约有会员50人，到1943年，有会员212人,到40年代末，已增至348人。

在中国现代生物学发展的早期，生物学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对中国的动植物资源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最早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是钟观光。他在1918～1921年对中国的植物种类和分布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足迹遍及北京、福建、广东、广西、云南、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四川、河南、山西、河北等省。采集标本达数十万份。1919年，胡先□在浙江天台、雁荡、松阳、龙泉、小九华山、仙霞岭，经过遂昌、开化、建德、遂安至东西天目山，也采集了大量标本。从此开创了中国学者自己采集标本并用现代方法进行分类学研究的历史。1922年以后，胡先马肃、钱崇澍先后主持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植物部工作，组织进行了华东和沿长江流域各省的植物调查研究工作。1928年，胡先马肃主持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派员到华北和西南各省调查研究，建立标本室，定期出版汇报和图谱。这两个研究机构成为当时全国最有声誉的植物分类学研究中心。分类学在中国兴起，成了生物学在中国首先发展起来的一个学科领域。形成了一支有相当水平的植物分类学的研究队伍。胡先□是中国现代富有成就的植物分类学家之一。他一生发表了1个新科，6个新属，一百几十个新种。钱崇澍主要研究华东植物，涉及分类、区系和植被等方面。陈焕镛主要研究华南植物，主攻樟科、胡桃科和山毛榉科植物，发现了几十个植物新种。此外，吴韫珍对华北植物，刘慎愕对西部和北部植物，裴（1902～1969）对马鞭草科和药用植物，方文培对西部植物和石南科，孙雄才对唇形科，林□对龙胆科和菊科，耿以礼（1897～1975）对禾本科，郑万钧(1904～1983)对裸子植物，张肇骞对菊科、堇菜科、胡椒科，秦仁昌（1889～1986）在蕨类植物，陈邦杰(1907～1970)在苔藓植物，李良庆、饶钦止(1900～ )在淡水藻类，曾呈奎(1909～ )在海水藻类，戴芳澜和邓叔群(1902～1970)在真菌类方面都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工作，取得一定成绩。1941年在四川万县磨刀溪首次发现一种罕见的裸子植物，经胡先马肃、郑万钧等研究，确定它与日本大阪大学古植物学家三木茂所发表的两种化石同为1属植物。并给以新的种名(Metasequoiaglyptostroboides),中文名为水杉。研究论文于1948年发表，引起各国生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的普遍重视。

在动物分类学方面，昆虫与农业和医学关系非常密切，很早受到人们的注意。邹树文(1884～1980)和秉志于1914年和1915年，分别在国外发表了昆虫学的研究论文。胡经甫从20年代起就从事昆虫学研究，所著《中国昆虫名录》(1941出版),历时12年,全书6卷,4286页。包括在中国发现的昆虫25个目。329个科，4968属，20069种。是中国昆虫学的巨著之一。陈世骧、邹钟琳、关福桢(1898～?)、蔡邦华、杨惟义(1897～1972)、刘崇乐(1900～1969)、柳支英、何琦、朱弘复(1910～ )等对昆虫分类都进行了系统的工作。同时，朱元鼎、伍献文(1900～1985)、陈兼善、张春霖在鱼类分类上，方炳文，张孟闻(1903～ )、刘承钊(1900～1976)在两栖类，寿振黄(1899～1964)、任国荣、郑作新（1906～ ）、傅桐生、常麟定在鸟类和兽类，王家楫、戴立生、张作人、倪达书等人在原生动物,陈纳逊在腔肠动物，陈义(1900～1974)在环节动物,董聿茂在沿海甲壳动物,张玺(1897～1967)在沿海软体动物,沈嘉瑞(1902～1975)在华北蟹类，陆鼎恒在海蜘蛛都进行了调查研究，为以后的工作开拓了道路。在古生物学方面，结合地质学调查开展了中国生物化石的研究,周赞衡在山东白垩纪植物化石,孙云铸(1895～1979)在中国北部寒武纪动物化石，李四光(1889～1971)，对□科动物化石，赵亚曾(1898～1929)对腕足动物化石，杨钟健(1897～1979)对中国北部及云南脊椎动物化石，俞建章(1898～1980)对中国石炭纪的珊瑚化石，以及斯行健(1901～1964)对陕西、四川、贵州的植物化石都有系统的研究和论著发表。1929年12月裴文中(1904～1982)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洞穴内首次发现了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及用火遗迹。这项发现举世瞩目，对研究人类起源有着重大意义。

开展生物学的实验研究，需要仪器设备和较多的经费，因此，民国时期在中国开展生物学实验研究和分类学研究相比，条件更加困难。尽管如此，许多学者结合大学教学工作还是做了不少基础工作，获得一些富有特色的成果。例如:在动物解剖、组织、胚胎等领域,从20年代开始，秉志就对江豚、虎、白鲸等多种动物进行了一系列解剖研究。马文昭在组织学方面，卢于道、欧道翥在神经解剖学方面作了许多工作。此外，陈纳逊、陈伯康、张、武兆发、孟廷季、雍克昌、崔芝兰等，或在解剖学方面,或在组织学、胚胎学、细胞学方面,开展了工作，并皆有所建树。在实验动物学方面工作的学者有贝时璋、朱洗、童第周等等。贝时璋从20年代起，即从事实验生物学研究，他对动物的再生、性转变等活动规律，作了许多实验研究。朱洗以许多动物为材料，探讨了精子在发育中的作用和单性生殖问题。

在生理学和生物化学方面，以北平协和医院和中央研究院有关单位为核心开展了相当数量具有一定水平的工作。1929年吴宪在第13届国际生理学会上对蛋白质变性问题，首先从分子结构变化上作出了解释，提出了蛋白质变性是由于原来紧紧缠绕的肽链变为松散结构的观点。他们还对素食和荤食动物作了比较研究，发现素食动物生长发育较差，植物蛋白质的营养价值较低等。林可胜等揭示了脂肪阻遏胃液分泌的机理及胃肌的运动。并对脑交感神经中枢作了研究。张锡钧等人发现存在于周围神经上的神经递质乙酰胆碱也存在于中枢神经系统中,并提出了“迷走神经-垂体后叶反射”学说。冯德培(1907～ )在神经肌肉接头的物理、化学反应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系统研究。与此同时，蔡翘在肝糖元新陈代谢方面，汪敬熙(1893～1963)、张宗汉(1899～1985)等人在中枢神经生理方面，赵以炳在冬眠方面，均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工作。此外，汪仁(1912～ )在用组织化学方法研究酶的定位,王志均(1910～ )在胃肠激素,吴襄(1910～ )在调查中国人的生理常数等方面，也做了不少起始性的工作。

在植物学方面。第一个从事植物形态学研究的是张景铖。1926年,他发表了关于蕨类组织研究的论文。1927年秋，李继侗和他的学生殷宏章（1908～ ）在南开大学用气泡计数法发现光合作用的瞬间效应。这个成果是发现光合机理有两个光反应的先驱。罗宗洛自1927年起，先后于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在植物矿质营养和微量元素方面作了许多研究。1931年汤佩松发表了关于在不同空气供给情况下小麦发芽的研究论文。

在遗传学方面，陈桢、李汝祺等人在传播现代遗传学理论和培养人才方面作了许多工作。陈桢对金鱼变异和品种形成规律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谈家桢提出了瓢虫色斑变异的镶嵌显性理论，并进行了果蝇的进化遗传学研究。在微生物学方面，方心芳、汤飞凡、谢少文等人也做了不少有意义的工作。

1948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第一次评选出81名院士。其中生物组（包括动物学、植物学、人类学、生理学、医学、药物学、农学等）有25名。

综上所述，在民国时期中国涌现出一批现代生物学方面学有专长的科学家。他们先后从欧美日留学回国。在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影响下，投身到开拓中国生物学事业的工作中去。尽管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民族灾难深重，科学教育事业发展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很差，但是,经过一代科学家的艰苦奋斗,在人才的培养、生物学的教育和生物学的研究诸方面，都为以后中国生物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尊定了较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