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思想史上，自柏拉图以来就有人一直认为，政府的终极目的是人类的福利，而只有那些具有最多知识和最高智慧的人才有资格和能力从事增进人类福利的事业。所以，从政者必须具有很高的才能。以平等为导向的平等的民主观也认为，民主意味着所有的人均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由此就得出了这一结论：民主必须以高素质的公民为前提。由于现实的公民不可能均有很高的素质，所以许多人对民主抱悲观的态度。有些人因此而祈求于“哲学王”统治，因为杰出的群众难找，杰出的个人总是要好找一些。有些人则认为无论怎样，两害相权，民主的祸害总比专制的祸害要小。这些人的误区在于他们持以平等为导向的民主观，同时又错误地以为只有大智大慧才有可能给人类创造福祉。自由的民主观敢于直面人类的无知，认为人类的知识不管如何进步，人们总是难以摆脱无知的境地。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乞求全知全能，不在于乞求哲学王，也不在于乞求高素质的公民，而在于如何高效率地开发并配置有限的知识资源。自由的民主采取的措施就是建立竞争性的民主制度，通过竞争机制发现政治人才，并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使通过竞争机制选拔出来的政治人才自觉地为大众的福祉服务。竞争性的人才选拔机制可 以选拔出无知者中之多知者，使其有限的知识为无限的大众的福祉服务；同时也促使无知者尽力摆脱无知境地，尽最大的努力去开拓未知的领域。这就成功地解决了以平等为导向的民主观所无法解决的知识困境，从而为建立现实的民主创造了知识条件，同时也永久性地埋葬了哲学王的专制。　
    所以，自由的民主意味着个人自由的保障、意味着法治和宪政，而其核心则是建立对权力的制约机制。它认为，任何未受制约的权力，无论为一个人还是为一群人所掌握，均具有侵犯无权者的可能性。为了遏制权力的侵略性，只能运用具体的制度，把竞争性注入权力，并以竞争性替代侵略性。“竞争出现在文明进程中，恰恰是为了限制、教化、最重要的是取代侵略性。”26权力的竞争性可能使我们疲于奔命，竞争的失败也可能导致失败者的种种不幸，但是我们毕竟掌握着竞争的自由、拥有退出竞争的自由，我们毕竟拥有把握自己命运的机会。而在未受制约的富有侵略性的权力面前，除了坐以待毙，无权者别无选择。　
    这就是平等的民主观和自由的民主观的本质区别所在：平等的民主观关心的是国家的凝聚力和社会的公平分配，它以社会为中心，要在国家的权力中嵌入民众的权力，它关心国家权力的理性目标即民众的福利，但它却无意关心权力本身所具有的侵略性，也无意关心个人的自由问题，因为它不懂得个人的自由是现实且持久的民主的前提，不懂得权力的潜在危害。而自由的民主主张驯化富有侵略性的权力，主张从政治上保护所有人的自由，也就是保护公民免于国家压迫，保护任何公民未经正当程序，不得无缘无故被投入牢房。并关心可靠的保障机制，这就是法治和宪政。“（自由主义）特别关心政治约束、个人首创精神以及国家形式问题，（民主主义）则对福利、平等以及社会凝聚力特别敏感。”27一句话，平等民主观关注谁来掌权，自由的民主观关注如何掌权。　
    在当今世界上，国家权力由于控制技术的发展而与日俱增，“一种借助于技术力量而以指数速率膨胀的完全未经驯化的权力正在多么险恶地到处安营扎寨。”28由于技术的发展，人们对自己的理性开始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人定胜天，我们整个社会可以在非凡理性的指导下设计得非常完美。这就好象是一个精巧的时钟，事先设定，并能够一劳永逸地运转下去。在这种不切实际的理性主义或唯科学主义作怪之下，有人居然天真地以为，对于人的管理将为对物的管理所取代；免于权力压迫、侵害的自由也将为对必然性认识的自由所取代；而自由的民主，也终将为理性的民主所取代。　
    殊不知，这种对于理性的天真信仰，对于权力的过分轻心，必然弱化对于无知的天然防卫，必然弱化对权力的天然制约，从而导致自由的丧失，导致权力对民主的扼杀。最终我们必将不得不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体验到所谓理性的民主其实只是徒有其表的民主。因为幻象中的理性往往就是现实中的无知；而一旦无知接近权力，与权力结合在一起，并缺乏制约的机制，那么幻象中所谓对物的管理必将是现实的对人的残暴统治。而这时，民主也已经为暴政所取代了。因此，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自由的民主。因为自由的民主对人的无知有深刻的了解，对权力从未掉以轻心，它不期望任何理想的超人，它也不期望唯唯喏喏的芸芸众生，它只是希望在既有的知识范围内，解决人生的实际问题，那就是运用制度的力量，制约权力，制约无知接近权力，让每一位芸芸众生免于国家权力的压迫，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充分发挥创造性，去开拓未知的领域，去创造惊人的财富，从而过上体面而富足的生活。　
    哈耶克说：“当人沿着曾导致他取得伟大成就之路继续前进时，他就会陷入最深的误区之中。”29以平等为导向的平等民主观的确也创造了非凡的成就，但是如果继续往前走，就会陷入民主的泥淖，从而葬送民主。在人类历史上，许多人前赴后继，奢望追求彻底平等的极端民主，最终获得的却是专制。人类先驱为了探索真正的民主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先人的教训值得后人汲取，先人的智慧值得后人牢记。选择自由的民主观，抛弃平等的民主观，这应该是现代人的明智选择。　
    注释　
    1 J。　L。　Talmo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Boulder and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5，　pp。1－3。　
    2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9页。　
    3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4页。　
    4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7页。　
    5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25页。　
    6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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