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现代化要求与现代化弊端的矛盾。一方面，现代化会为民众带来巨大的便利，为国家带来力量的增长，所以它成了各族各国先先后后卷入其中的历史大势，也成了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追求的目标。由于它在中国尚未实现，所以现代化的要求在中国仍然是普遍的，仍然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在某些方面正在实现的中国现代化，却又已经显示出会引起或加剧某些严重的问题。力求实现现代化的中国，亟需参照已经实现现代化的西方社会的经验教训，以补救现代化的弊端──诸如物质欲望之膨胀、人际关系之冷漠、共同社区之解体、生态链条之破坏，以及其他的在精神文化、传统道德、自然环境等方面的负效应。

    2、就第一个矛盾而言，如果说经济改革是基础，那么政治改革就是关键；如果说经济改革曾经使中国经济由死变活，取得了今日不可小视的大进步，那么政治改革必将使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整个中国社会由死变活，并取得有利于全人类的大进步！政治在中国社会中的关键作用，是全部中国历史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反复证明了的。前述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矛盾，只有依靠政治体制的彻底改革才能解决。所以，政治改革必须进行。

    然而，为了避免社会的动荡和混乱，政治改革最好采用自上而下的有序方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谓“下”或人民群众应该采取观望和消极无为的态度，因为所谓“上”或执政者要能体察到全社会表达出来的改革要求，才有可能主动地和系统地实施改革。在这里，“全社会”的表达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局部的表达不足以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不足以使改革者考虑改革的系统性和全面性。

    就第二个矛盾而言，如果说社会体制是客体，那么国民精神就是主体。要改良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改革是关键，国民素质是基础。因为无论如何，社会体制的革新及其弊病的消除，是要靠高素质的国民去促成的。所以，国民素质必须提高。

    要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必须有自下而上的推动。每一个社会集团或社会阶层，都应经过理性的思索，采用冷静的态度，尽力用言论或话语表达自己合理的要求，同时应顾及其他集团其他阶层的合理要求，以保持社会和谐。这就要求国民素质提高的方向，应该是从自我膨胀转向自我规限，从自我封闭转向自我开放，从自我中心转向自我超越。这些转向，都涉及某种宗教精神或基督教精神，因为基督教要求于人的“自卑”、“爱人”和“爱神”，正是这三种转向的宗教性表达。

    就第三个矛盾而言，如果说实现现代化的要求所需要的，是所谓“工具理性”（M. Weber语）或“技术理性”（P.Tillich语），那么，防止现代化的弊端所需要的，就是所谓“价值理性”或“存在理性”。为此，终极的“价值”必须坚守，终极的存在不能“忘却”（M.Heidegger语）。

    只有保持存在理性，才能指引技术理性，[6]既不因现代化的利益而盲目冒进，也不因现代化的弊端而裹足不前，而是在前进的过程中不断地矫正方向。只有敬畏终极存在，才能克服极端世俗化、实用化和自我中心的流行心态，提高国民素质，促成政治改革和社会体制改良，使中国的现代化真正成为全面的、系统的、社会整体的、同时防止负面作用的现代化。

    三、

    1、中国的基督教会要对解决第一个矛盾作出贡献，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近代中国的佛教改革倡导者太虚法师曾经主张，佛教应该“问政而不干治”。[7]这也完全符合现代国家的政教分离原则和公民权利原则。[8]同样，基督教会一方面不应“干治”或“执政”，另一方面却应善尽社会责任，对国家的政治事务积极发言，表明态度， 从而对政治改革发挥良性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的建制教会[9]（中国基督教爱国运动委员会 / 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 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在中国的政治机构（人民代表大会 / 政治协商会议）中有某种发言和表态的机会，而非建制教会[10]（农村和基层的与建制教会组织关系疏远或对立的教会，或俗称的“家庭教会”和“地下教会”）则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整体而言，中国基督教要对当代中国的政治改革这个重大问题作出积极的贡献，就应该使建制教会的发言机会同非建制教会的群众基础相结合，使其发言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这就要求中国基督教会内部作出相应的努力，即努力扩大建制教会与非建制教会之间已有的门窗。[11]建制教会应该尽量放弃管束的心态，尽量“走出去，请进来”，走到基层信众之中，邀请他们发表意见。非建制教会则应努力放弃对抗的心态，努力“走进去，请出来”，走到建制教会之中，了解对方的难处，坦诚地交流看法。只有经过这样的内外沟通和上下协调，基督教会作为整体的发言才会具有真正的社会代表性，成为“全社会”改革要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基督教的精神资源和组织形式，使它对社会生活所能发挥的影响，可以超过它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2]但是，要对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政治改革产生良性影响和推动作用，从而帮助解决前述第一个矛盾，亦步亦趋的做法不行，对立对抗的做法也不行。因为前一种做法对改革不具有任何推动作用，后一种做法则可能导致压力增大而形成爆炸性局面。可以设想，建制教会和非建制教会相互让步，相互倾听，会有助于放弃这两种对社会无益的做法，而采取唯一有益而积极的做法，即建设性批评的做法。

    2、要对解决第二个矛盾作出贡献，即要对国民素质的提高发挥作用，从而有助于革除社会体制的弊病，中国的基督徒就必须对自身净化信仰，对社会对症下药。一方面，要消除以往社会体制的负面心理影响，提高低落的国民素质，形成勇于促进体制革新的心态，基督徒就需要社会福音派的入世精神和改良主义。[13]另一方面，要抑制社会道德的滑坡，要充实个人灵性的空虚，矫正社会过度世俗化和腐败腐化的现象，基督徒又需要福音派的保守精神和信仰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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