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势力强加而造成的苦难和悲剧，主要是由于兵、匪、官、绅等鱼肉下层人民，欺诈贫苦农民而造成的。在偏远乡村，农民们本来就很困苦，在闭塞落后、经济凋敝的乡村苦度时日的中国农民的生活本就十分凄惨和悲凉，兵匪官绅、天灾人祸又把新的人生悲剧带给他们，使他们无法生活下去。徐玉诺的《祖父的故事》里的祖父耗尽了人力财力辛勤开垦四年，将一百多亩荒地辟成良田，却被财主强行霸占；《一个可怕的梦》中千百万农夫不能从事生产，却为御匪患而花费了七、八年的功夫筑起了一个三丈高、两丈厚、十五里长的新土寨，然而兵匪们“一阵卷地黄风”似的冲来，还是难以抵挡，破寨之后，“雷一般的一阵暴火，从寨内升起，黑红的火焰立刻充满天空，浓带着焦毛气和烘烤气”，以灭绝人性的罪恶向稀有的几个幸存者示威性的扑来，痛苦失神的老母亲在早已是半死的儿子的声旁，颤抖着一遍又一遍地用重复性的语言哀告着苍天；《在摇篮里（之一）》以一个少年的亲身经历叙写土匪的烧杀抢掠，“枪声、哭声、叹声、叫声，烈炎的沸腾，逃命的情形”，杀人者的狂呼嚎叫，受灾者的凄楚呜咽，拢成一团，分明又是一个类于“扬州十日”的惨象；《一只破鞋》描写了善良、仁慈、憨厚的农民海叔叔进城来看望正在求学的侄儿“我”，在归途中遭遇了土匪的骚扰，不幸受重伤于乱枪之下，死于雨夜的荒郊野外，最后被野狗啃吃，只剩下一只破鞋。台静农的《井》以凄婉愤懑的笔触描述了没有田地的农人在封建地主和官绅政治压迫下的悲惨命运；《新坟》中的四太太因大兵打死了她的儿子，奸死了她的女儿才疯了。沈从文的《一只船》中三个纤夫被迫为装满军需用品的船只拉纤，活活被拖死在乱石中。王鲁彦的《柚子》中在长沙一带看杀头竟成了“习俗”。裴文中的《戎马声中》，李健吾的《末一个女人》等作品都描写到了军阀混战和土匪侵扰中不幸的乡村的故事。

以上这些作品写出了兵匪交结的黑暗势力是那么残暴和可怖，无辜百姓是那么痛苦和     凄伤，同时还写出了黑暗势力赖以交结和滋生的社会根源：地主阶级出于剥削镇压农民的需要，兵，是他们请来的，匪，是他们逼成的，而兵匪一家自古皆然。一九二五年《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封建土地制度赖以生存的官绅政治的残忍：“农民欠了钱粮、欠了租谷，都要到官办罪，乡间的劣绅大多是地主，他们往往勾结贪官鱼肉农民……甚至诬告农民抗租，禀情县官派兵究办闹出大乱子来”。中国遍地都是军阀匪徒的争斗场，哪里还有平民百姓的存身之地呢？

乡村下层人民的自身弱点和缺陷主要指的是由于他们受到了千百年来封建思想流毒很深，以及乡土上各种落后意识和陈规陋俗，农民们的愚昧和麻木等，由于这些弱点和缺陷而造成了许许多多的苦难和悲剧。鲁迅的《阿Q正传》中的阿Q，在被诬告为盗贼而要杀头时也毫无不平之意；《祝福》中的祥林嫂为了以后到了阴间不被锯为两半而去捐了门槛；《药》中，对革命者的牺牲，华老栓想到的只是去买人血馒头给儿子治病。许钦文的《鼻涕阿二》以寓悲愤于诙谐的笔法描写了在封建伦理的淫威下，主人公菊花的悲惨遭遇。冯文炳的《浣衣母》叙述了在封建礼教道德压迫下，浣衣母李妈的悲苦故事。杨振声的《贞女》中的阿娇未嫁而夫死，被蓝轿素裳送到夫家守节，与死去的新郎的神主举行婚礼。决公的《一个贞烈的女子》里的姑娘阿毛，未嫁而夫先逝，父亲决意要她殉节，被锁进小屋七天而活活饿死。徐玉诺的《骆驼家》中的农村少妇，丈夫死去后，因受不了公公的驱使，心痛病复发而亡，然而公公却认为驱使寡媳是天经地义的。王鲁彦的《柚子》中写了竞看杀头的故事，杀头竞然成了长沙一带的“习俗”，而去竟看杀头的人们却还很麻木；《菊英的出嫁》中写为早已死去的儿女们举行婚礼，菊英的灵柩和花轿被一起抬着“出嫁”，人死而为鬼也照样生长，和活人一样有婚嫁的要求，于是死去十年、正满十八岁的女儿，母亲为其择定了一个鬼婿，选好良辰吉日，隆重地举行婚配，而且，每一个参加的人都是那样真诚。蹇先艾的《水葬》向我们展现了贵州乡间古老习俗的原始冷酷。虽然以是民国时代，但这里仍然沿袭着古老的把人推下水去被活活淹死的“水葬”，桐村人对这“水葬”不仅表示出了认同，而且还为这形式感到兴奋，他们都为着热闹而来，从无知的村童到腼腆的村妇、步履蹒跚的老婆婆，从执行的汉子到村中的教书先生，几乎个个都带着压抑不住的喜悦之情，仿佛去参加一个什么罕见的盛典。甚至连被执行水葬的骆毛也仿佛感觉到了牺牲者的荣耀和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