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就其实质含义，长期是与"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倡导相联系的，最早更可以追溯到五六十年代的几次试探性努力。如1955年周恩来首次提出愿意和平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主张国共进行继北伐、抗日战争之后的第三次合作；但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以"汉贼不两立"作答，还有过"光复大陆"的幻想。双方的主要矛盾在于"正统"之争，谁都自称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权"。

    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陆方面又一度加紧了舆论攻势，有关设想渐趋丰满。如1979年元旦，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的和平统一政策。同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时表示，放弃"解放台湾"的提法，"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发表讲话，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政策；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出国家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等。凡此已经奠定了"一国两制"的基本内涵。

    正道是：有心栽花花不活。子承父位的蒋经国继续以"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拒之。1982年9月，邓小平转而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正式使用了"一国两制"的措辞，藉以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同年12月通过的新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从而为循此解决港、澳、台问题埋下伏笔。1983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着重阐述了台湾统一到祖国以后，可以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1984年6月、7月、12月，邓小平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非常关注香港的过渡时期》、《中国是信守诺言的》三篇重要谈话中，继续全面阐述了"一国两制"的思想。

    进入九十年代后期，香港、澳门顺利回归，而台湾问题却愈发呈现出紧张态势，更有几度风波，时人多虚惊以为险乎大打出手。两岸的分歧，尚难弥合。有鉴于此，对于既定的方针，恐怕不能简单照办下去，而有深入反思之必要。

    譬如，从其上述提出背景，不难看到，所谓"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当初莫如说是邓小平为他的留苏老同学蒋经国量身订作的。这种内战胜利者的宽容（也有几分鞭长莫及的无奈）和政治风度，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只须"俯首称臣"，可保"荣华富贵"、"加官进爵"，乃至"裂土封侯"，承认你事实上的山大王、南霸天的地位。但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我呢，就是当然的"天子"，"中央"的合法性无须证明、不容挑战。大家心照不宣、相安无事、"共享富贵"。如果往近处看，则还有五十年代西藏的"和平解放"作为前车之鉴。凡此种种，纯属是两个军事政治集团之间的交易。这样的恩泽只和盘踞一方的实力派有关，于当地人民只不过是换了（或多了）名义上更高一层的主子罢了。换句话说，走的好比是"上层路线"。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原本深具匠心，恰在于特别符合一个地方性专制政权处于衰退期的实际。蒋经国晚年的台湾，经过一个时期的经济快速发展，实力有所增强，人民也确实分享了一些"起飞"的实惠，但是，原有的政治架构愈发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进入了多事之秋。早期迁台势力日益凋零老去，而体制内外的新生代和本土势力开始躁动不安。彼时人心思变，不少青年还向往大陆，如侯德健、林毅夫等人的投奔即为生动一例，更不用说频频发生的"驾机起义"事件了；另一些"党外"势力则在加快整合，力图有所作为。岛内山雨欲来，国民党统治集团正处于新的困难时期，如我所另文专论的"合法性危机"。但是，直到那时，岛内尚无强大的、有组织的在野势力堪为首要争取的对象。

    所以，邓小平的考虑曾经不无道理。假如蒋经国仍想长期维持旧有体制甚至传位于子，遭遇岛内日渐强大的反对势力，没有十足胜算，其地位已动摇，合法性来源濒于枯竭；这时在名义上归顺中央表示效忠，以换取对于岛内的统治合法性和必要时的镇压支持，又可挟台湾自重以向中央争权夺利，固然是上下其手左右逢源。蒋有可能动心。

    坦率地讲，如果台湾继续维持一个专制政体，那么或战或和，都比较易于打交道。但蒋经国临终前，还是毅然启动了民主化的进程，这一惊人之举影响至为深刻，使得两岸关系的格局为之焕然一新。推进政治民主化，在理念上往往声称是要落实主权在民，但其现实的迫切性，恐怕还在于获取新的合法性来源，实现权力的程序化交接和真正意义上的长治久安。历经开放党禁、国会全面改选、总统也从国民大会间接选举改由岛内全民直选这样的三部曲，台湾民主的基本轮廓已经形成。岛内最高权力，由此奠定了合法性基础，无需援引1949年前的历史和法统，在一些人看来，更不必寄托于北京的认可。与此同时，大陆的经济改革却进入阵痛期，而政治改革徘徊不前，特别是自八九以后，攻守之势异也。最近的2000年这次台湾大选终于导致政党更替，在野党候选人一跃当选，更令大陆感到意外和陌生。不仅游戏规则变了，甚至连对手也变了，果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问题还不至于此。

    作为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副产品，近一二十年来岛内本土意识的复苏与高涨，也给"一国两制"带来新的挑战。但是，民主政治，本质上正是一种local政治。台湾政治家少有问鼎中原的雄心壮志，似乎有些令人失望，却应是岛内人民之福。至于台湾民众的"中国心"日趋淡薄，一些人即便明确反对"台独"，更多出于战争恐惧，而非有归附之心和向往之意，于是偏安思想和孤立情绪日益盛行，这些虽可理解，从大陆的立场却不能掉以轻心。在调整文攻武吓的对台政策的同时，如果我们不能努力寻求现实的共同利益的交集，统一势必是脆弱的。而如果抱乐观态度，两岸关系将实现根本性缓解的话，可以预言，大陆以其资源和市场之利，很能吸引台湾厂商，但是岛内劳工却有可能因此在短期内利益受损，产生失落感和危机意识，采取反对立场，成为继续改善两岸关系的阻力。君不见，世界贸易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等的进程，都引发了相关国家内部严重的政治斗争，特别是劳工运动。所以，在两岸关系的博弈中新加入一方，即台湾民众，而台湾民众并不是铁板一块，如果再考虑到大陆今后政治多元化的可能，那么，游戏更加变成了多边的了，其复杂性的程度以几何级数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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