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政治权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为前提，专制政治

体制、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特定的政治符号、学校教育、家庭等政治社会化

途径充当了放大上层政治文化、扭曲大众政治文化的作用。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　政治社会化　政治文化

　　既定的政治文化（注1）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发生并

持续十年之久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为“文革”提供了相应的政治主体、社会政

治氛围等等一系列必要条件。既定政治文化的形成及其对“文革”的支持与推

动作用是以政治社会化为前提的。“文革”前的消极政治文化借助于政治实

践、大众传媒、政治符号、学校等教育机构、家庭等政治社会化（注2）［1］

途径，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迅速地强化、固置于人们的内心和政治意识结构之

中，塑造出了“文化革命”期间的畸形政治文化。

一、专制政治体制及其运行

　　“文革”把此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之弊端发展到极至，形成了专制政治

体制。这种体制下的政治实践通过其政治社会化功能，对大众政治文化的畸变

起了明显的作用。

第一，政治主体（注3）［2］素质下降，政治社会化功能偏失。

　　首先，“文革”时期，作为政治主体的人（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政治素质

整体下降。毛泽东在政治思想、政治思维上的失误乃至错误足以表明，相对于

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来说，他的政治价值指向已经发生严重偏转──尽管

他发动“文革”的某些主观政治意图可能是正确的，甚至是纯洁而美好的。由

于他居于整个金字塔式专制政治体制的顶端，所以，他的政治价值取向的偏转

给政治文化的畸形化带来全局性影响。同时，林彪、江青集团等极左分子窃取

了大部分中央与地方领导权，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权力

被极度削弱。在当时全能专制政治体制下，政治权力特别是中央政治权力分配

结构对政治社会化的整个过程的方方面面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处于一人之下万

人之上的林彪、江青等人运用所掌握的极大政治权力，控制了学校教育、大众

传媒乃至整个政治体制等政治社会化中介，把他们错误的政治言论、政治意识

等政治文化与毛泽东错误的政治思想强制性地向整个社会传播，从而控制了政

治社会化的发展方向、功能、结果等等各个方面。作为“文革”这场社会政治

运动的“被动性主体”，大众为当时负向运行的政治社会体制严格控制，其文

化、政治能力等方面的素质急剧下降。这导致他们在一定时期内极易接受政治

社会化过程中所传播的政治文化，为其同化控制，而不可能对其正确性提出质

疑和非议。

　　其次，作为政治主体的各类政治组织功能缺失。政治组织是政治体制运行

中的重要政治主体，在政治社会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政治人的政治活

动提供群体性组织场所，使之在参与组织性的政治活动中接受、发出政治文化

信息，形成特定的亚政治文化。同时，各政治组织间也相互影响，使不同的政

治亚文化发生碰撞、交流、融合，从而赋于整个政治文化以生命力。“文革”

时期，包括中共各级党委、人大、政协等在内的各种原来常设政治组织或残缺

或虚置，其正常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也随之缺失。同时，一些松散的完全听命于

林彪、江青等的极“左”政治组织如革命委员会等不断出现，它们传播着错误

的政治文化信息，使政治文化特别是大众政治文化负向发展，而不受任何限

制。这两方面都为专制的个人或少数人任意传输其错误政治意志提供了条件。

从政治文化上下交流与互动过程来看，“文革”中的政治组织只为上层精英政

治文化（主要是毛泽东错误的政治思想与林彪江青集团的政治文化）向下层大

众政治文化的强制性传输提供了有力的组织条件，而下层大众政治文化向上层

精英政治文化的传输与反馈则失去了组织程序性渠道。所以政治文化传输和流

动过程中的反馈渠道被斩断，政治文化呈现明显的单向流动。同时政治组织结

构的单一性也使得政治文化信息流通渠道阻塞。

　　再次，作为政治主体的国家政权与公共机关职能变形。公检法、军队、监

狱等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活动与实践也具有政治社会化意义。

“文革”时期先是公检法合署办公，到1969年取消人民检察院系统；1975年宪

法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使侦查权和起诉权合二为

一，实际上取消了对侦查权和审判权的检察监督。“群众专政、群众立案、办

案和群众审判”，即“甩开公、检、法，走群众专政的道路”，于是一些地方

私设公堂，私立监狱，出现了“贫下中农高等法院”之类的组织。［3］在法

制残缺又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公检法系统的执法行为相当混乱，直接制造了大

批冤假错案，给人们的政治心理与感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更不可能培养人们

的法制意识。在“文革”后期，军队“三支两军”，对遏制社会政治的混乱局

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军队在如此程度上参与政治运行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行

为，而它又是以“左”的政治路线为指导执行其政治职能的。所以，它在政治

社会化中也起到了传播错误政治文化的作用。“文革”中，监狱则成为关押政

治文化异端的“中国巴士底狱”。

第二，政治运行制度规则极度失范，政治文化日趋非法理化。

　　政治运行规则在政治实践与政治文化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从政治实

践塑造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说，政治制度把政治人、政治组织的政治行为规范约

束在法定的范围之内，以维持政治系统正常运行，这些合法的政治实践见之于

政治文化则是法理型政治文化。“文革”期间，各项政治制度与规则或残缺虚

置或极度变形，整个政治系统的政治实践处于随意化、无规范化的状态。作为

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遭到严重破坏，1975年召开的全国四届人

大实际上也失去了人大的根本性质，因为它的代表根本不是普选产生的，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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