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思想也有其消极的一面。西汉中期以后，社会经济日益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民族矛盾逐渐激化，政治生活日趋复杂，道家政治思想便不再能与社会状况相适应，终于被儒家思想所取代。长于抚治战乱后的创伤而不长于创造性的进取，致使汉初的数十年间各项制度多有缺漏，这是黄老政治思想的不足。

三 儒家思想在汉中期的独尊 

儒家思想与汉代政治实践的结合，是在西汉中期。

汉武帝晚年，曾对大将军卫青讲到自己的一生事业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儒家政治思想便在这一内兴外作的政治环境下应运而起（《资治通鉴·汉纪》汉武帝征和四年）。

儒家政治思想作为西汉中期的主导政治思想，将汉代的社会政治发展推向了极盛。而在西汉中期的极盛局面结束以后，也仍然能够作为历代王朝的正统政治思想，历时久远，对于中国古代社会与政治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

儒家学说开创于孔子，又经孟子、荀子及众多儒家弟子的发展。先秦儒家学说是具有极强的人文倾向、社会政治倾向的学说，提倡中庸、博学、择善而从，善于汲取古代知识及百家所长。在政治方面，儒家主张实行仁政、王政，取法西周初期的礼制。在汉代之前，儒家思想始终没能与当时的政治实践结合。

到西汉中期，儒家思想得以成为汉代的正统政治思想，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儒家学说鲜明的政治倾向及其致力于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努力，都与汉武帝时期加强君权、强化中央集权和文化专制的要求，不相矛盾。

但是儒家学说从春秋战国发展到汉代，其思想内容也已发生较大变化，而汉武帝推崇儒术的目的更是带有明显的政治利用的意图，并非遵循先秦儒家的追求和信念。这一点与以往法家和道家思想与政治结合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首先，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政治思想以后，已从原来的致力于建立新的社会政治秩序转变为承认现实政治秩序，包括汉代君主的政治地位，即儒家已经从致力于政治革新转变为维护现实统治。其次，汉武帝通过设立经学博士，为学习儒学的人大开仕禄之门，使得儒家学说风行一时。儒家学说体系内容丰富、广博，极其适合作为衡量一般文化教养和智力水平的样本，因而成为选官的标准。儒学对于汉代官吏的选拔也确实作出了很大贡献，但这已不是先秦儒家的本意，汉中期以后，儒学很快走上了章句训诂的死路，日趋繁琐僵化。第三，儒家对于当时的社会政治，主要起一种文饰的作用，而不能直接推动政治的运作。在汉武帝生前，汲黯等大臣就已指出了汉武帝利用儒学粉饰政治的性质。第四，汉武帝以后虽然号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并不是儒学取得独尊地位。在政治运作背后，实际上是多采秦制，阳儒阴法，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在各项典章制度背后，实际上是多采阴阳五行，而以儒术为名义。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即汉武帝即位后的第一年，诏丞相、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汉武帝亲自策问古今治国之道。董仲舒对策推尊儒学，建议以儒学统一学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得到汉武帝的赞许。

董仲舒先后三次参与对策，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引申论证。汉武帝在其策问中，首先提到帝王受命、上天降命的问题，说：“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无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遑康宁。”（《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在其对策中，也讲到了“更化”的问题。但实际上儒学并不可能对现有政体有所变更，而只能是为现实政治寻找“天人之征”。儒学的软弱妥协助长了汉武帝进行君主专制的自信心，到太初三年（前102年）举行封禅时，汉武帝的态度已经是“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与初即位时有很大不同。

建元元年这一次推举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人数很多，丞相卫绾提出其中“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汉书·武帝纪》）。

与贤良对策相配合，丞相窦婴、太尉田帉、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等人从政府一面推崇儒学，论及建明堂、设巡狩、改历、改服色等事。赵绾还将他的儒学老师申公迎到京师，其时申公已有八十余岁。但申公并没有对汉武帝有所帮助，汉武帝问申公治乱之事，申公回答说：“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力行”之说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民重君轻思想，并非道家之语。《论语·颜渊》：“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但当时汉武帝正热中于“文词”，听了申公的话以后，默然无语，感到失望（《史记·儒林列传》）。

所谓“文词”，即指作为文饰的儒学。汉初不用儒学，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儒学繁缛难行，儒者文多质少。汉武帝即位后，多方延揽文学儒者，倾向于黄老的大臣主爵都尉汲黯曾当面指责汉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汉武帝利用儒学的性质（《史记·汲郑列传》）。

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置五经博士。六年，窦太后死，田帉再度出任丞相。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并再次诏举贤良文学，仍由汉武帝亲自策问。元朔五年（前124年），公孙弘出任丞相，始为博士官置弟子，学成以后第其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等职。此后儒学利禄之路大开，公卿大夫士吏中儒学之士很快增多起来。史称公孙弘“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遵循儒家理论，举行了隆重的封禅大典，标志着汉武帝的功业达到极盛。儒家学说认为，圣人王者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以告天地。在举行封禅之前，汉武帝令诸儒采《尚书》、《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禅仪。诸儒各持一端，数年不就。其后汉武帝听取兒宽的建议，“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 。对于持有异议、认为不同于古的儒者，都予以罢免（《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史记·封禅书》）。隆重的封禅典礼就这样确定下来。汉武帝的这一做法，实开汉宣帝、章帝封禅“天子亲制临决”之先河（《汉书·宣帝纪》、《后汉书·儒林传》）。

汉武帝“独尊儒术”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儒法兼用。西汉中期以后，儒学实际上并没有成为惟一的正统政治思想，法家思想同时也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儒家思想对现实政治政策只起一种辅助、维护的作用，所谓“独尊儒术”也只是名义上的独尊，法家思想才真实显示出汉代的政治本质。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汉书·元帝纪》）王道、德教指儒家，霸道指法家，明确揭示出汉代自开国以来兼用儒法的事实。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