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节里，卢卡契在“帝国主义时代德国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标题下，着力论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存在基础的共同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意识形式和内容的共同性”。在第二节里，卢卡契除指出表现主义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有着“存在基础的共同性”和“意识形态和内容的共同性”之外，着重论述了表现主义与独立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在方法论上的一致性及其各种表现，从而断定表现主义是被独立社会民主党引入歧途的那股工人运动的“文学传声筒”。

    在卢卡契看来，德国进入帝国主义时期以后，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前帝国主义时期已经初露端倪的所谓“调和意识形态”，进入帝国主义时期以后，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发生了普遍影响。表现主义文学运动像以狄尔泰、胡塞尔、温德尔班、里凯尔特、西梅尔、柏格森、埃冰豪斯、魏兴格尔等人所代表的各种哲学思潮一样，已不再像从前的各种思潮那样，公开颂扬德意志帝国现存制度，而是采取批判现时的形式，为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这种“批判”由于与帝国主义有着共同的世界观基础，不论批判者主观上如何真诚，也只能是这个时代基本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间接辩护”的意识形态。这是卢卡契给表现主义文学运动所下的第一个结论。

    第二，卢卡契认为表现主义者像所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虽然从属于帝国主义，但他们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因而在知识分子当中常常形成“反对派，尤其是假反对派运动”。卢卡契称这种反对派运动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具有旧浪漫派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一切内在矛盾；它对德国落后性的批判，只是夸夸其谈的庸俗民主主义；表现主义的“大都会诗歌”则只是一种从知识分子咖啡馆流浪艺人生活出发所做的充满冷嘲热讽的现状描写。由于这种运动与它所批判的对象有着共同的阶级和意识形态基础，不管批判者表面上多么激进，主观上多么相信自己的“激进主义”，也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内部斗争”或“派别斗争”。

    第三，卢卡契称表现主义作为一种反对派运动，只是“抽象”地反对资产阶级。他认为这种“抽象”是表现主义与独立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在方法论上的共同性的标志。基于这种抽象的方法论，表现主义总是从“意识形态”出发，而不是从“存在”出发理解各种现象，因此表现主义对事物“本质”的探讨，总是导致形式上的主观随意性，内容上的空洞抽象。而这种抽象是不可能揭示现象的社会根源的，只能导致脱离“斗争的核心”。所以“表现主义者为反对战争所进行的激烈斗争，尽管在发动战争的德国被当作这种斗争的文学表现受到迫害，客观上仍然只是一种假斗争。也就是说，这种斗争只是一般地的反对‘战争’，并非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犹如表现主义者只是一般地反对‘资产阶级’，并非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犹如后来在战争和革命发展过程中，他们的斗争只是一般地反对‘暴力’，并非反对具体的反动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暴力。”(１５)据此，卢卡奇又称表现主义是一种“离心力意识形态”，随着斗争的尖锐化，“它必然走向反动”。

    第四，卢卡契认为，由于表现主义者只是抽象地批判资产阶级，而忽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脱离无产阶级解放斗争，这种批判很容易走向相反的极端，成为从右的方面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批判，成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性批判，这种批判在为法西斯主义创造群众基础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于是卢卡契的最后结论是：“表现主义无疑只是后来汇入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潮流之一，它所发挥的意识形态准备作用，比同时代的其余潮流既不更大，亦不更小。法西斯主义作为战后（指一战后）反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集大成，则继承了帝国主义时代一切表现为颓废寄生性质的潮流；一切假革命或假反对派，也都属于此类。（１６)

    从这两节的内容我们可以清楚地理出卢卡契理论推导的脉络。在他看来，表现主义像帝国主义时代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各种意识形态一样，是这个时代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间接辩护的基本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这种“假反对派运动”充其量只是资产阶级的“内部斗争”或“派别斗争”的表现，他们表面上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战争，反对暴力，客观上只能起到引导无产阶级脱离“斗争核心”的作用，他们的批判不管主观上多么真诚，只能起到为法西斯主义创造群众基础的作用，在法西斯主义产生过程中扮演意识形态准备的角色，以至于最后与法西斯主义同流合污。卢卡契如此推论出来的结论，的确如密滕茨威所说，对表现主义产生了毁灭性作用，(１７)在此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他的结论成了德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科学界评价表现主义的定论，甚至在方法论上成了评价现代资产阶级文学流派的标准。

    其实，卢卡契的推论在逻辑上并不严密，行文中常常流露出自相矛盾的说法，如一方面承认表现主义者具有“反右”倾向，另一方面却又说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仍然是右的”，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甚至为法西斯主义创造群众基础；一方面承认表现主义者政治上有左的倾向，另一方面却又断定他们随着斗争的尖锐化，“必然”走向反动；一方面承认表现主义者的活动不同于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阴谋、欺骗和出卖，另一方面却又断定表现主义借假革命口号搞投降主义……所有这些自相矛盾的说法，都暴露出卢卡契的论证在方法上是十分不严密的，常常是从一个判断推导出另一个判断，从一个结论推导出另一个结论。

    卢卡契进行这种推论的最有力依据，是说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帝国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存在基础”和“世界观基础”。由于这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卢卡契的推论方法及由此而得出的结论，似乎都是顺理成章的，而表现主义＝独立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这个公式，也是无可辩驳的。但是，假如我们换一个角度提出问题，卢卡契方法的可靠性和结论的准确性又会怎样呢？比如说，这种“共同基础”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德国表现主义反对派运动的性质？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反对派能否产生削弱资本主义制度的效果，能否以它自己的方式推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并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条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何对待这种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反对派，如何对待那些在部分问题上，部分时间内反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反对派活动？卢卡契这些结论，只要变换一个角度去进一步深入思考，就会显露出它们的破绽。就这一点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论述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永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该学习和遵循的榜样。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个“原始积累”这个假设入手，围绕一些人是怎样失去生产资料，变成无产者的，另一些人又是怎样占有生产资料，变成资本家的这样一个一般性问题 ，引征大量史实，不厌其烦地从各种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反复论证，其方法的严密性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由此得出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浸透着血污的结论，令读者深信无疑。卢卡契的论证显然尚缺乏这种实事求是精神，在方法上缺乏追求天衣无缝的严谨态度，因此他的结论也不可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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