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表现主义者及与其类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他们所批判的对象（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有着共同的存在和世界观基础。但如果说他们“客观上从未真正放弃过这种共同基础”，那就忽视了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过程中，主观上逐步与他们所出身的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划清界限的努力。事实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如贝歇尔、莱昂哈德、沃尔夫等，我们甚至还可以把卢卡契也包括进来，如果没有这种主观上的努力，后来加入工人运动，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在法西斯时代历经磨难，坚定不移，是无法想象的。他们当中还有许多人，如海因利希·曼、莱昂哈德·弗兰克等，后来虽未直接加入工人运动，却成了德国工人阶级的忠实盟友；埃里希·米萨姆、恩斯特·托勒在１１月革命中成了巴伐利亚议会共和国领导成员，革命失败后坐了五年牢，成了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前者甚至被杀害在法西斯集中营里，这同他们的主观愿望和批判资产阶级的经历都是分不开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都发生了明显变化。至于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只是“假反对派运动”，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所做的“间接辩护”，更是难以令人信服。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同他们所批判的 对象有着共同的存在基础和世界观基础，就彻底否定他们在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斗争中所发挥的现实作用。这是不公正的。

    卢卡契为了衬托他对表现主义的批判，而描述的帝国主义及其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也是缺乏辩证法的，完全忽视了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事实上垄断资产阶级及其追随者的特殊利益，与广大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当中多数人的客观利益是矛盾的，而在资产阶级世界观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形态，与生俱来便带有非常矛盾的性质。它们一方面在世界观上不能构成帝国主义的真正对立面，另一方面也会或多或少地表达非垄断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利益，这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既有不彻底性的一面，如卢卡契正确指出的那样，他们的批判往往不能触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剥削，看不到克服这种经济制度的现实的社会力量，但同时又有削弱和破坏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制度的一面。这种两重性表明，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当然不会是所有人，有成为工人阶级革命斗争道路上的同盟军的可能性，他们当中有的人可能会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可能会在某一段时间内与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有着共同的愿望和理想，也有的人可能只是在某些问题上与工人阶级有着共同的语言。不论是哪种情况，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都应该像李卜克内西那样，不厌恶他们，不敌视打击他们，不把他们推到敌人营垒里去，而是充分重视他们主 观上的善良愿望，把他们视为联合、团结的对象，争取和引导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同路人，哪怕只是暂时的同路人。无产阶级应该厌恶、敌视、打击的，只是那些坚定地投靠帝国主义、法西斯势力的极少数反动文人，如汉斯·尤斯特等。

    事实上，卢卡契自己也并不相信，表现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主观上毫无例外地”都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进行辩护。他不是也承认在帝国主义时代也有主观上真诚地批判德国政治和社会现状，甚至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知识分子吗？只不过由于他陷入自己精心构筑的逻辑框架，最终引伸出既不符合实际，又有害于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策略的结论。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学习列宁严格区分民粹派和自由派乌托邦的策略思想，根据现实斗争的情况，实事求是地鉴别和区分产生自非无产阶级和阶层的意识形态，切不可以孤家寡人的态度，笼统地否定它们的社会批判倾向，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律为资本主义制度豢养的“宫廷小丑”。这样做不利于工人阶级在现实斗争中联合、团结尽可能多的人，一道打击当前最主要的阶级敌人。

    最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卢卡契在分析表现主义的进步社会倾向时做出的非常奇怪的评价，例如他在分析表现主义者为反对战争而进行的激烈斗争时，却得出结论说这种斗争在客观上“只是一种假斗争”，称他们只是“一般地”反对战争，而不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并由此推论说，表现主义只是“一般地”反对资产阶级，而不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表现主义者只是“一般地”反对暴力，而不是反对具体的反动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暴力。于是，表现主义者在当年所做的任何叛逆的反抗现实的活动，在卢卡契看来，都只是主观愿望，客观上只能起到引导工人运动脱离阶级斗争核心的作用。这种推论已经到了完全不顾实际，达到逻辑混乱，强辞夺理的程度。

    卢卡契批判表现主义与独立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的关系的出发点，是指责它脱离工人运动，但又说它在方法论上与独立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具有一致性，说它作为一种抽象的反对派，竭力引导工人运动去适应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目标。尽管卢卡契承认表现主义文学运动，是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脱离正在走向毁灭的旧世界所做的目标模糊的尝试，却又称它为“投降派”。显然，卢卡契是把表现主义文学运动作为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种修正主义现象来批判的，这样他就错误地估价了表现主义的阶级基础及其在意识形态领域所起的作用。事实上，并非任何自发的没有明确目标的反对资产阶级的叛逆活动，都会成为“投降派”活动，成为引导工人阶级脱离阶级斗争核心的政治阴谋。卢卡契把表现主义与独立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进行批判，在表达方式上必然处处都会陷入自相矛盾。 

    最不能令人信服的是，卢卡契指责表现主义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产生扮演了意识形态准备的角色。卢卡契的论据之一，是说表现主义是一种“假反对派运动”，说它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客观上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所做的“间接辩护”，说这种批判最终只能起到为法西斯主义创造群众基础的作用。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这种推论方法在逻辑上是混乱的，其结论是不能成立的。他的另一个论据，是说表现主义像德国许多哲学思潮一样，具有非理性主义倾向。可这一点并不能成为表现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具有渊源关系的佐证。卢卡契在这里显然是把葛兰西批判意大利未来主义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关系的观点，机械地搬来批判德国的表现主义了。第三个论据，也许卢卡契认为这是支持他的观点的最有力的佐证，是他对库尔特·希勒的所谓“精英联盟”思想的批判。在卢卡契看来，希勒主张的从思想上克服社会的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最后走向“精英统治”的道路，是一条从尼采经索莱尔、帕莱托到法西斯主义的道路。(１８)希勒的主张诚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卢卡奇的推论显然亦属捕风捉影。卢卡奇为了弥补自己逻辑推理的漏洞，紧接着又说他并非指某个人走向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而是指“意识形态的发展过程”，“思想 精英”们经过意识形态的各种左的或右的发展阶段，最后必然会走向法西斯主义。他说的这个“必然”，实际上“未必然”，卢卡契不得不在括弧里说明“索莱尔自己并未成为法西斯分子”。历史证明，表现主义者中的绝大多数，后来并未与法西斯主义同流合污，却大都成了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这其中也包括他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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