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者阶层在“分权”过程中崛起。伴随这一过程，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也发生了变化。比兰契奇写道：“在‘管理阶级’与工人群众分开的同时，开始出现了社会差别和发财致富的过程。形成了某种所谓的‘中等阶级’。根据某些研究人员的估计，我国约占人口总数的 2％达到了高度发达国家的所谓的‘中等阶级’的标准；约占10 ％的人口（即工资最优厚者）接近这个水平；另一方面，2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最低生存标准线之内。”

    事实上，实行分权模式的东欧国家中确实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将70 年代末、80年代初，两个西方国家，美国和日本与两个采取分权模式的东欧国家，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社会财富分配状况加以比较，即可发现：南、匈两国社会分化水平已与美、日两国大体相当。 如果将居民按收入高低等分为五个组别，最低20%和最高20%居民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美国为5.3%和39.9%，日本为8.7%和37.5% ，南斯拉夫为6.6%和38.7%，匈牙利为6.9%和35.8%。其中，南斯拉夫的社会贫富差距甚至比日本还要大一些。

    然而，两权分离可能导致的社会结果，即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产生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却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独立的经营者阶层的出现意味着资本家队伍的扩大，它冲破了财产世袭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在总体上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仍是一种肯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情况则复杂得多，两权分离可能既瓦解了国有制，又未带来社会所有制。正如科尔内指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时期的经营者直接成为政治制度剧变之后商人和经理阶层的候选人。从社会主义的企业家直接转变为私有制条件下的资本家，成为“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也正是这个掌握社会的广泛经济权力的重要阶层始终推动着苏东改革朝着有利于其既得利益方向发展，这就是苏东改革不可逆转的原因。

    赶超的陷阱

    苏东垮台不少人几乎未加思索就将其原因归结为“经济没有搞上去”，其实这个看法与其说是肤浅，还不如说是错误的。因为它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俄罗斯是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1913年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当时美国的6.8％。在欧洲，俄罗斯当时的人均国民收入只及英国的1/6，不到法国的1/4，主要工业品人均产量与当时欧洲最落后的西班牙不相上下。而到1985年，即戈尔巴乔夫上台的当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相当于美国的80％。斯大林时期于1928年至1937年进行的工业化运动，使苏联在短短十年内走过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用了一百年走完的工业化道路，一跃而为欧洲的第一工业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劫难的苏联继续发展,终于成为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这不能不说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奇迹之一。如果说苏联综合国力强大而人民生活水平与之不够相当的话，当年东欧多数国家人民生活的实际水平则相当不错。以匈牙利为例，在卡达尔时期，匈牙利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位，十种主要食品人均消费量均在世界前十位之内，住房、医疗保健、教育水准等都居于世界前茅。当时世界银行依据汇率计算，也将东欧国家列为中等收入国家。

    而今乐事他年泪。苏联及前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实际上陷入了一个“赶超的陷阱”。如果说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有什么教条主义的话，恐怕最大的教条主义便是认为：只要有了社会主义制度或好的经济机制，一个落后的国家就能在经济上赶上、甚至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逻辑不等于现实，影响经济发展的实际因素远远不止于制度。

    当年东欧、苏联共产党人的政治合法性首先在逻辑上就出了问题。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借“全球化”之利，从全世界集中资源，转移利润，使经济持续发展，建成了所谓“富裕社会”。而苏联、东欧集团只能主要凭借自己的资源与自我的积累进行发展。所以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与西方进行经济竞赛却还是勉为其难。其实，现在看得很清楚：这并不是一个简单而纯粹“制度竞赛”的问题。历史总是具体的，制度并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唯一的原因。硬要与西方比“富”，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一方面只好拚积累、拼消耗；另一方面则是寅吃卯粮，借钱发展。当年东欧政权瓦解，与其说是因为经济没有搞上去，还不如说是盲目发展经济，盲目地提出不切实际的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的目标造成的。

    80年代人口仅一千万的匈牙利欠西方国家的外债高达200亿美元，人均近2000美元，波兰欠西方国家400多亿美元，人均比例与匈牙利差不多。1989年西方国家提出：要么还债，要么展开“圆桌会议”让反对派合法化。东欧共产党的政权是在迫不得已之下自己放弃了。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没有被改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难以在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上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一时赶上去了，也难以持久、难以为继。东、西方国家的经济竞赛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制度竞赛，资本主义是一个整体的概念，而不等于就是美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在经济上超过美国等发达国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正确的。可惜当年东欧的共产党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当年东欧、苏联人民在心理上也陷入了相当尴尬的境地。东欧、苏联人民与西方的比较，是一个金字塔的底座与塔尖的奇怪比较——一个宣布并在事实上确实比较均等的社会中的普通百姓，却要与在全球分化中产生的西方国家中再经社会分化产生的富有阶级比富。比不过，那就证明了“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曾带领匈牙利人民进行改革，在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匈牙利国内也曾享有崇高的威望。但在1989年政局不稳时，重病中的卡达尔面对来势汹汹的社会抗议浪潮百思不解，他一生清廉、兢兢业业。1956年他上台收拾乱局，团结人民，把国家建设得一天比一天好。结果到头来居然大家要和过去告别，他真是痛不欲生。

    苏东执政党的教训太深刻了。他们在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上面是尽心尽力了。但是，殊不知欲壑难添。物质生活的享受是无限的，多少算够呢？与西方比是比不了的，况且西方还要用“新教伦理”来千方百计地制约着人民的物欲。而苏东的执政党竟然幼稚地认为，只要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人民就会满意，党就能稳坐江山。其实，人非草木，不是有吃有喝就悄然无声。在苏东当年的导向下，人民被引向物质追求，结果越发展，胃口越大，苏东政权却在徒劳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物质文化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需求的形成总会超过需求的满足，就象追逐自己的影子，永远也是追不上的，犹如精卫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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