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经济发展列为至高无上的社会目标，作为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础，导致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问题。其中之所以采用分权模式，之所以奉行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的执政哲学，都与无条件的经济优先性的信念有关。在经济发展顺利的时期，这套政治哲学还可以勉强实行，但经济发展毕竟是具有自身规律的，任何国家的经济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地永远增长。一旦经济发展受到阻碍，各种问题就暴露出来，而苏东的执政党理论上又拿不出令人信服理由解释经济发展的困难，在实践中更拿不出稳定社会的任何有效办法。最后连执政者也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政权的瓦解自然是无可挽回了。

    意识形态的失语症

    不受约束的演变与无人抗争的崩溃还表明了苏东执政党是意识形态上的失败者。意识形态本是共产党的“强项”，但普遍信奉的经济决定论的意识形态，把东欧共产党人的搞傻了，搞僵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少了辩证法，多了形而上学。

    西汉著名的思想家贾谊在总结中国历史第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朝迅速崛起和急倏灭亡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曾经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他曾问道：强大的秦国竟败于“一夫作难”，是因为秦国“不施仁义”。秦国为何“不施仁义”？他指出，并非秦国有何克服不了的困难，也非秦国没有智识之士，而是秦国“多忌讳之禁”，这也不许说，那也不让讲，结果“忠臣不谏，智士不谋”。壅闭伤国，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缺乏言论自由，缺乏民主。在古代封建社会，思想禁锢、缺乏民主都会造成如此的损害，何况现代社会。

    苏东共产党人掌权几十年始终没有学会如何在民主条件的下执政，始终没有找到通过真正意义的选举获得政治合法性的方法。在原苏联体制下，“民主”与“专政”始终是对立的。许多问题、矛盾本来是因为不民主或民主不够，但却要靠加强“专政”的方式来解决。结果越强化控制，民主就越少；民主越少，政权基础就越小，问题就越积越多。在和平时期没有民主政治环境的锤炼，东欧共产党人变得色厉内荏、外强中干。专政搞到了头，问题还是没解决，于是又需要放松，结果问题、矛盾又一起跑出来，掉进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在意识形态方面，苏东执政党囿于经济决定论的桎梏，无法主导社会的思潮流向，一味地利用控制手段封杀不同意见。但长此以往，由于执政党的主流话语日益脱离实际的社会生活，反而导致了执政党的主流话语的自我边缘化。执政党不仅不能掌握社会思想的领导权，反将思想领导权拱手让给知识分子中的反对派。

    1989年政治巨变时匈牙利共产党内的重要人物波日高伊，就曾说过：“这次制度变革中有三种主要的政治力量：一是主张改革的共产党人，二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三是参加1956年事件的流亡国外的人。” 流亡国外的人是个“外因”，而所谓“主张改革的共产党人” 也是臣服于自由派知识分子话语霸权的人，或者说是党内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这种话语革命的成功并非偶然，它有着深厚的社会形态发展演变方面的背景，也可以说是所谓现代性方面的原因。

    社会发展在结构与文化层面的意义是，社会契约化和理性化的程度提高，作为其表现的社会心理、舆论的影响扩大，换言之，大众的话语对政治的压力增大。这是社会现代性发展的一种典型表现。社会在文化、心理和话语层面的发展最终使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国家政权作出反应，逐步地推进社会政治结构、制度、体制发生变迁。据此，国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不再简单地以暴力为建构原则，而转而采取社会协商、舆论监督、选举、议会民主等理性化原则。由于这些原则的实施，原有的、前现代的国家特征逐步地而深刻地发生了变化，使其取得了二重特征，即在继续具有暴力、强制性特征的同时，又获得了社会同意、认同的特征。用葛兰西的话来说就是：“在实行典范的议会制度的国度里，‘正常’实现领导的特点是采取各种平衡形成的强力与同意的配合，而且避免强力依靠大多数的同意；相反地，甚至企图达到表面上好象强力依靠大多数的同意，并且通过所谓舆论机关——报纸和社会团体表现出来。因此报纸和社会团体的数量在一定条件下人为地增强起来。” 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已经演绎为：强力 + 同意，即现代国家在保持传统国家的暴力特征的同时，增加了契约和社会同意的特征。

    由于现代国家特征的演绎，国家政权、执政党的政治合理性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掌握了国家机器、拥有了暴力，即可以成为社会的统治者，而在现代条件下这就远远不够了。现代的国家政权、执政党的政治合理性还需要建立在获得社会的“同意”基础上。这就意味着：政权和执政党必须掌握对于社会话语的引导，必须有能力引领社会的思想文化潮流，必须掌握思想文化的领导权。一句话，若要领导国家，先要引领思想。以德治国就是要建立全社会统一的道义，掌握思想文化领导权。

    苏东诸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出现了巨大的进步。其表现是经济发展，人民富裕，文教发达。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人民教育的普及和文化事业的发达，知识份子在社会成员中的比例逐步提高。80年代的一些统计表明：苏东国家青年人中受大学教育的比例在世界上属最高之列。如匈牙利大约排在前五位以内。又如医生在人口中的比例匈牙利是世界上最高的。这种社会结构使人民的理性思维十分发达，社会舆论力量强大，没有舆论的赞同与支持，政府很难办成什么事。而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的控制力量的“国家机器”即强制性的政权机关——军队与警察等，对社会影响则大大的降低了。

    “天鹅绒革命”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的社会变革。苏东共产党人掌握的官方话语实际上退出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下，苏联、东欧国家在80年代后发生了广泛而深刻思想转化，形成了强大的颠覆性的社会语境。在“众口一词”之下，苏东共产党政权除了下台以外似乎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回头看，当时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经济困难，政治反对派的势力也并不强大。如果那样的经济困难即可使制度瓦解，政权垮台，今天这个世界上社会动乱与政权更迭恐怕会让人目不暇接了。苏东巨变在意识层面是以社会思想转变为动因，以颠覆性话语为手段的“思想—话语”型的社会变革。可以说那时一次“话语的革命”，而当时颠覆性的话语又是以一部分主流知识分子主导，所以也可以说是一次秀才造反。以往“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而这次秀才造反则一蹴而就。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苏东巨变对于旁观者来说，是一个观察社会历史变迁的难得机会，思想家、理论家们会在很长的时期内去讨论、争论苏东巨变的是是非非。而十年前的巨变，对苏东国家中的人民来说则是一次命运的转换。希望我们仅仅是在意识中演绎苏东巨变的逻辑，而无须在生活中直接地加以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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