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97年，尚在流放的列宁就写下《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在这本著名的小册子里，划分了社会民主党的两种斗争，社会主义的斗争与民主主义的斗争，在强调比较差别的同时也指明两者是不可分割、前后相连的。如果说此时的列宁已流露出点滴的超越式叛离的味道，在1905年前后列宁的激进观点就已达到与他党内同仁无法协调而不得已公开摊牌的地步。持传统观点的人不敢深究，工农联盟主导的民主革命的完胜究竟意味着什么？

    列宁排除了拱手出让政权的投降路线，主张尽一切可能创造积极有利因素向社会主义进军。果如是，在专制政权与社会主义之间就不可能存在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完善的过程。如此颠倒，俄国资本主义的落后变成实现社会主义的有利条件。

    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日后的命运，而俄罗斯与他们的命运紧紧相连。这会是“走另一条路”的起点吗？

    四、“先投入战斗，然后再见分晓”

    在俄国这么一个高压统治的沙皇专制国家里，民粹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表明，一切反体制的行为所要承受的巨大风险与代价。在强大的专政机器面前，列宁从“70年代革命家所拥有的那种我们大家应当奉为楷模的出色的组织”5）那里找到解决办法。这就是无条件的集中制原则，它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造成了一种权力，思想权威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当服从党的上级机关”。6）唯其如此，革命政党才会是真正强有力的。在著名的《怎么办？》一文内，列宁全面阐述他建立新型工人阶级政党的激进思想，由工人运动中的自发性与自觉性的互动关系入手，提出少数革命家对多数“自发性”工人群众灌输理论的重要性。

    所有这些后来奠定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各项原则，刚出炉之际就争议之声四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不论是普列汉诺夫这样“开一代风气之先”的理论宗师，还是孟什维克的笔杆子们都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在他们看来，列宁提倡党的“驯服工具”论，是用中央委员会代替党员的独立思考，把党员变成“齿轮、锣帽和螺栓”。7）至于“灌输理论”也被指责为“新版本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论”，是早期民粹主义的复活。布尔什维克则针锋相对地反驳，在铁腕镇压手段之下，党有可能民主公开的与邪恶阶级敌人斗争吗？在生与死、血与火的剧烈搏斗当中，还讲究“批评自由”，按照这类文人逻辑演绎下去，再有利的革命形势都难免会失之交臂。在这点上，孟什维克甚至还不如当年的革命民粹主义者，他们完全被书本的教条捆住手脚。

    历史有不同的书写方式，有关俄国道路抉择的记载与评论尤其如此。诚然，如果用“成者为王败者寇”的功利原理，列宁是响当当的胜利者。他那难以割舍的革命情怀，和“先投入战斗，然后再见分晓”的个性，表白他似乎已预见到有朝一日历史会轻易地粉碎现在发生一切争论。果不其然，他亲眼见证了1905年革命中党内对手们的踟躇不定，见证了孟什维克在革命失败后的慌不择路　，也见证了他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是如何团结一心英勇战斗，甚至他有幸看到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俄国的缔造。假使历史能够嘎然而止，伴随列宁的呼吸的停止而彻底终止，那么列宁是否自觉是个幸运儿而不落下一点遗憾么？我相信，列宁一定不会满意如此的结局。要不然又如何理解列宁晚年对党的机体里悄然滋生的官僚主义所作的慨叹，多少有点无可奈何的兴味。

    一条更为真实的历史线索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罗莎。卢森堡协助下提供的。卢森堡的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里较为系统的表达她对列宁组织策略的反对意见。在她看来，“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8）就革命性而言，卢森堡拥有着与列宁类似的倾向，他们都不能容忍一个资产阶级政权的发展与长存，赞成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当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袖诋毁俄国的十月革命时，她却说：“他们的十月起义不仅从实际上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她本人最终也是选择革命的不归路。但，也正是她，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罗莎。卢森堡并没有收回过去对列宁的批评，反而深化了她长期以来一直持有的观点。她说：“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理论的根本错误恰恰在于，他们同考茨基完全一样，把专政和民主对立起来。……考茨基当然决心维护民主，而且是资产阶级民主，因为他是把资产阶级民主看成社会主义变革的代替品。相反，列宁和托洛茨基决心维护专政而反对民主，从而维护一小撮人的专政，也就是资产阶级模式的专政。这是对立的两极，二者同样都距离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治很远。”

    其实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对苏维埃民主的还是有所期待的。列宁在１９１７年断言：“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9）而到了１９１８年则改称：“正是为了社会主义，却要求群众无条件服从劳动过程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10）此时苏维埃俄国已陷入沉重的国内危机与帝国主义侵略之中，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形式没有能够落到实处。卢森堡指出：“如果布尔什维克没有受到世界大战、德国占领和一切与此相关的异常困难的可怕压力，布尔什维克肯定完全会这样做的，而这种困难必然要使任何充满最良好意图和最美好原则的社会主义政策遭到歪曲。”

    回顾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普列汉诺夫在回应民粹主义者的挑战过程中，曾经对少数“社会主义者”依靠密谋夺得政权后的可能结局发表过评论。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该文后来被列宁誉为“俄国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11））一文里，他断言，只会有两种结局。第一种，革命的“临时政府”让人民自由选择，必将是村社的瓦解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否则，将在“家长制的有权威的共产主义的种种理想中寻找出路。在这些理想中只是作这样一种改变：使得管理国民生产的不是秘鲁的‘太阳之子’们及他们的官吏们而是社会主义的阀阅”。12）　普列汉诺夫的预言恐怕对于“各式各样”以不同面目出现的革命者们都是有效的，即使数十年后的布尔什维克也不得不直面这一革命的“死循环”。怎么办？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也许没有，但请记住，这首先是真诚的革命者才会遇到的问题，而俄国革命本身已给时人以莫大的思想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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