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民粹主义的革命实践

    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仍旧是由沙皇专制统治为核心的封建社会，但在西欧资本主义的

    冲击之下，封闭的小生产型农业经济似乎已走到尽头。1861年，沙皇政府宣布废除农奴制度，此举标志着俄国正式步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路途。俄国资本主义是沙皇政府出于维持专制制度大局而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主动培植的。它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在其复杂的运作机制里极权专制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并行不悖，互为条件的。由于俄国社会生产力的严重滞后，而农奴制残余势力强大，工商业资本家集团力量微薄，辅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国家专政机器，类似西欧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运动始终难成气候。

    民粹主义不是舶来品，恰恰是当时知识分子对扭曲的社会制度的扭曲反应而已。在民粹主义那里，俄国的沙皇专制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通常是受到共同抵制的。早在农奴制改革前夕，民粹派的鼻祖之一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在《路易十八与查理第十时代法国党派斗争》一书中强调了“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两种概念。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民主主义”者注重的是消灭贫富分化和实现平均，而“自由主义”则只注重抽象的自由权利，而这种“抽象的权利”1）因为会被资产阶级所垄断而变得一文不值。他所谓“民主主义”的基本理念后来为民粹主义所接纳，成为一代民粹派革命斗士所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

    六、七十年代的民粹派的主张趋向激进，他们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反抗沙皇专制统治。不过，民粹派眼里的社会主义，并不同于西欧的概念。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是资本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而民粹派却出于对资本主义的本能反感而热衷于“走另一条路”。民粹派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出现是一种“偶然”现象，有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与农民的“共产主义本能”就能阻止其在俄国的发展。特别让他们倾心的莫过于俄国的农村公社，村社据说是保证了俄国不致出现类似西欧的“赤贫状态和无产阶级化”，这一说法源自德国人哈克斯特豪森2），却被民粹派人士广为颂扬，视为俄国无须经由资本主义阶段而径直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凭证。于是，“到民间去”的著名口号提出来了，“人民的精粹”胸怀高昂的革命斗志，开始反对专制统治的漫漫征程。

    鉴于自由派贵族对专制制度的依附性，民粹派知识分子只能向下寻求俄国农民的支持，这是小农经济的社会性质决定的。为此，民粹派制定的革命纲领被赋予鲜明的小农社会主义色彩，传统的“集体主义”精神被引证为俄国农民对社会主义的天然亲和力。力主“民意”的民粹派并没能赢得农民更多的理解，事实上知识分子们也不真正看中农民的力量，作为革命的主力军有这些“人民的精粹”就够了。普列汉诺夫后来将其形容为“英雄与群氓”的理论而批判之。

    即便在民粹主义大行其道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革命仍然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事业。进步的革命家在铁血纪律与权威之下秘密结合起来，通常是通过策动叛乱甚至以个人谋杀的手段夺取政权，典型的如成立于1979年的民意党就是个高度集权的密谋组织。他们的理论已计划好一切，一旦专制统治被成功推翻，以村社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之路就自动打开了。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们之所以能与密谋夺权联系起来，到后期近乎成为无奈而唯一的选择，有其深刻的原因。研究者经常强调的沙皇专制的严酷，军警镇压机器的完备，使得任何公开的持不同政见活动都不可能进行，更遑论大规模的鼓动与民间造反。的确，暴政的压迫是一切革命者铤而走险的客观原因，但具体到民粹派的个案，我们却可以找出更为充分的理由来。彼时的俄国，工业化尚刚刚起步，谈不上工人运动的力量，传统农民往往反抗与保守的禀性兼而有之，这也就决定革命的不彻底性，知识分子的不得已地“单干”。既然俄国不存在自由派运动的合法性基础，理论上就只有民粹派能担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任。历史现象不会因人们的喜好而凭空产生，内心里极度厌恶资本主义的民粹主义者却阴差阳错扮演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角色，这个事实也许让人感到不快， 时间的延递却展现出民粹派的革命努力固然频频受挫而式微，接过革命接力棒的却依然不是理想中的自由贵族和地主，而是“初生牛犊”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二、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仅就两者共有的革命倾向而言，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确在思想上有相通之处。虽说，民粹主义主要源于自发形成的小农式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而在同时代的西欧，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地位已经初步确立，俄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不可能对此完全无动于衷。何况在诸如“革命”、“批判”之类共同语言基础上，他们似乎还面对着共同的敌人－－“资本主义”。这也就解释为何当年的民粹派会以罕有的热情地去“推销”马克思的学说。不论是激进的布郎基主义者如特卡乔夫，还是饱含学识的丹尼尔逊、考夫曼等理论家，都为马克思主义的引进而大声喝彩。当然民粹派无意放弃自己的基本立场，在他们的字典里，马克思更多地类似抽象的词汇，可被随时引用。这样，民粹主义革命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理性批判之间的边界变得越发模糊。

    马克思本人的态度却耐人寻味，总体上他对俄国民粹派随意歪曲他的学说感到不满，民粹派所谓的“社会主义”不过是落后的俄罗斯社会的倒影而已；可稍后马克思又从俄国革命形势得到启发，认为包括俄国在内的东方国家传统上盛行一种　“亚细亚”生产方式，而这些落后国家存在不经由正常的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即是著名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民粹派的确无力承担“跨越”的历史任务，但“跨越”的设想一经提出，内里就暗含着不易觉察的思想焦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焦虑还是潜在的有限的，直到二十世纪初有关社会民主主义前途与命运的大论战当中才深刻的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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