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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主的历史思索

来源:不详  作者:不详  更新时间:2005-11-19 13:56:59   

    (三)

    虽然穆勒的思想是精辟的,然而在实践中问题却远未得到解决。随着德意志的统一.欧洲各民族国家要求民主与独立的潮流势不可挡,英国本身的选举权也在不断地扩大,在大众民主不可阻挡的势头下,怎样才能使之合乎理性的规范,并确保文化层次较低的多数不至伤害文化层次较高的少数,成为令知识精英们头痛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达尔文革命发生了。这场革命极大地改变了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并在某种程度是预示出一条摆脱困境的道路。

    达尔文的进化论今天已为世人所熟知,然而他并不是首先提出进化论的人,不少学者早在他之前已提出了进化的观点。达尔文的主要贡献在于,①他提供了大量证据证实了物种的多样性与复杂性;②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理论并证实了它。这后来往往被简化为“自然选择,适者生存”。达尔文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他自己也未曾料想到,他的观点会极大地改变人们整个的思维方式乃至价值观念。在此之前人类文明的一切产物,无论是知识、政治制度,还是正义原则等,都在新的生存原则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因为这些东西说到底不过是生存的工具而已。人类的一切崇高原则,民主也罢,自由也罢,乃至真理,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都只不过是进化选择的要素而已。这世界上从此再没有什么道理可讲,谁的牙齿锋利,爪子有力,谁就应该主宰一切,这就是新的法则:丛林法则。而民主在这种原则下,未免显得可笑了:因为狮子要吃掉兔子,并不需要与它们商量或是征得他的同意。对“强权”或“英维”的颂扬声开始高涨。德国首相俾斯麦或许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那句众所周知的话:“当前的种种重大问题不是依靠演说和多数票所能解决的,”9不仅显示了普鲁士用武力统一全德的决心,而且明显地表明了一种新的思想发展? 飨颉U庵智飨蚓褪侵斗肿佣悦裰鞣⒄谷找娓械浇孤牵遣皇窍M悦裰髟蚪行拚褪歉纱喾炊悦裰鳌?/P>

    很多人开始认为,将民主简单地视为一种群众原则和人数原则,并不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因为它既可很容易地转变为无政府状态,又可转变为新的独裁,甚至还可使人丧失一切道德水准,变成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者。于是,柏拉图对民主的攻击再次不断受到知识界的欢迎,人们在各种刊物上可以不断看到对民主的这样的评论:“群众是一种谎言”,“民主是一种腐败的形式,”就连后来成为法国总理的克里孟梭也承认,“假如说我是民主派的话,也是没有热情的。”10对精英而不是大众的颂扬重新成为知识分子的主题,而对民主公开表示敌意的第一个典型人物是尼采。他毫不掩饰地指出,大众统治是将文化降低到大众水准的一种精神坠落形式,民主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病,只有通过由超人掌舵的国家才可以治好。超人通过强大而无情的手段,驱使群众朝着有价值的方向前进。

    与传统的民主观念相反,尼采认为,“少数人永远是对的。”他根据进化论毫不客气地指出,“在动植物界中,凡进步都只靠著更高级的个别范型,这种范型为数稀少,却很坚强,复杂而有生产能力。”因此,人类社会的目标不是去追求什么民主,而是“应该不断地勤劳地产生特立独行的伟大人物,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可做了”11。一句话,民主是将杰出人物拉至一般群众的水平,是一种社会的倒退,是不符合进化原则的,只有靠伟大的超人和杰出的人物,才能推动历史前进。自尼采之后,欧洲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异常强大而持久的精英思潮,其代表人物从不同的角度彻底否定了民主原则。

    第一位应该是乔治·索雷尔,他对马克思与尼采都十分欣赏。从本质上讲,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仇恨国家和强制,不赞成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也反对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但他赞成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旗号下,由一小撮革命的精英集团用暴力横扫资产阶级文明。他对工人阶级充满了幻想,认为他们是支未受污染、具有英雄气质而能无情地冲击腐败旧秩序的力量。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尼采原始生命冲动力的影子。索雷尔认为,文明必须信仰某种东西,而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现代欧洲文明,却使人们丧失了这种信仰的能力,只有无产阶级尚未被污染,因为他们至少还信仰革命。

    列宁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无产阶级代表着历史的意志,但仅仅是潜在的,它必须由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队(精英的另一种形式)改造和组织起来。先锋队必须将先进的思想“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因为无产阶级自身并不能自发地产生先进的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存在的,但必须通过这个机敏的精英集团去发现,去理解。历史并不创造自身,它是由人创造的,当决定性时刻到来时,必须即时举行革命。被精英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有极高的效率和坚强的意志,能够领导这种革命并开拓社会主义的新纪元。列宁坚决反对西欧社会民主党人通过议会斗争获取胜利的做法,认为他们已经被资产阶级的民主腐蚀了。不是通过民主的方式,而是通过计划周密的革命,无产阶级才能完成自已的使命。12

    当列宁和索雷尔从革命的意义上否定了民主的价值时,另一批学者则从其他的角度在做同一件事。作为一个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承认政治非理性方面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领域。他对社会与国家的历史发展以及政治领导的形式十分关注,并提出了著名的合理化原则。他的合理化合义是指事物发展的一般趋势朝著组织化和有秩序、有规则的发展过程,并认为这是一种人类历史的普遍原则。无论从何种浪漫主义或神秘的形式开始,这些事物最终会成为一种稳定的例行过程。例如,音乐从一种艺术成为一种科学,政府则成为官僚机构。在这一过程中,自发的冲动消失了,人们不再抱有幻想,老练的专家取代了自由的精神,于是,现代社会便丧失了它最伟大的灵魂,产生出一大群公务员式的小人物而不是英雄,与此同时,效率获胜了。但是,权威的组织化与官僚化也有其限度,它不能应付紧急情况,只有在稳定时期才能协调地工作。在危机时刻,我们则需要一种完全相反的领导,韦伯将其称之卡里斯马,伟大的人物出现了,通过他的个人魅力和天才指挥人们渡过历史的难关。而当危机过去,卡里斯马的创造性又逐渐被制度化,最后成为老一套的例行公事。事实上,我们恪守的习惯与传统都是昨日非凡人物的 创造,而我们自己却不知不觉丧失了这种创造的精神。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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