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开场白：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有着膨飞的“诗教”传统。所谓“诗教”，本指《诗经》“温柔敦厚”的教育作用，后来也泛指诗歌的教育宗旨和功能。孔子是“诗教”的最早也是最积极的倡导人和身体力行者。相传他亲自删定《诗》三百篇，此说虽无可考证，但孔子出于“诗教”的需要，对《诗经》下过很大的工夫，《论语》和《史记》都有记载。由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我国文化的深远影响，两千多年来“诗教”的传统绵延不绝。我国历代的学者文人在成长过程中无不受到过“诗教”的熏陶。

但是，自“五四”以来，尤其是近半个世纪来，随着以文言为载体的古典诗词的教学和写作日渐式微，“诗教”的传统事实上已经难以为继。许多有识之士都为我国所独有的这一悠久传统突然中断而深感惋惜。

1998年6月，中国青基会推出名为“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的活动，并于1999年春节期间在北京音乐厅举办“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涌会”。这次别开生面的演出，社会反响强烈，不少学校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古典诗词吟涌活动，据媒体报道，广东有的学校还专门开设了“诗教”选修课。“诗教”问题重又引起了教育界的普遍关注。这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语文学习》编辑部鉴于各位嘉宾都曾在不同场合发表过关于“诗教”的精辟言论，因此委抒及邀请各位参与这次“网谈”（网上交谈），就“诗教”问题进行探讨。

陈钟梁：

我国诗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诗经》。《诗经》的风、雅、颂、赋、比、兴六义，已成为我国古文化的典范。其实，还有比《诗经》更远古的，“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短短八个字，生动地反映了当时部落人群的捋猎生活。至于唐诗宋词，无论思想价值，还是艺术价值，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余秋雨先生说得好：“在欧洲，作为古代经典最醒目的标志，是一尊尊名扬天下的雕塑和一座座屹立千百年的建筑。中国历史上毁灭性的战乱太多，只有一种难以烧毁的经典保存完好，那就是古代诗文经典。这些诗文是蕴藏在无数中国人心中的雕塑和建筑，而一代接一代传递性的诵读，便是这些经典连绵不绝的长廊。”

在半个世纪里，我国诗与诗的教学受到了三次冲击。第一次冲击是在1958年的“采风运动”中。“采凤”，采集民间的歌谣，本是一件好事，陕北的信天游、重庆的长江号子歌，都不乏诗的韵味。可惜那个时代的“采风”，“大跃进”的痕迹太重，什么“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到，就能做得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诗吗？那个不正常的时代压根儿就没有诗！一场反右运动，把知识分子的心都浇凉了。谁写诗，不是含沙射影、恶毒攻击，至少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落情调的流露。谁还敢写诗？

第二次冲击是在十年动乱梦魔般的日子里，充斥整个社会的是疯狂的口号，而不是诗。“复课闹革命”那年头，“毛主席诗词”进入了课堂。毛泽东同志成功地总用旧体诗词的形式，抒发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豪迈情怀，其作品境界阔大，雄视千古，当然值得青少年学习。遗憾的是，当年大家是把毛主席诗词当做议论文或“最高指示”来教和学的，一句一句地寻找政治斗争的针对性，挖掘微言大义，这无疑是对毛主席诗词的糟蹋。

第三次冲击是在近几年“新文化运动”出现的前后。从崔健的“一无所有”，到《还珠格格》中小燕子的“我就是这个姑娘”，再到《大话西游》至尊宝“爱你一万年”的宣言，都在催发着一种“新新文化”的诞生。新的以“视听”及“网络”为传播手段的文化与传统的以纸质媒体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文化之间的“代沟”，显示了两种知识体系与话语方式的断裂。在不少青年学生中，流行歌曲、电影（电视）插曲，便是他们心中的“诗”！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教育部颁发试用的“课程标准”，十分强调古诗文的教学与古诗文文化的传承，是很有远见的。我认为，这正是“诗教”传统的一种回归。

黄玉峰：

林语堂先生说：中国的诗歌既有广泛性，又有深刻性，而且特别重“意”尚“神”，这相当于一种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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