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的“中华民国政府”有效控制的范围仅限于台湾地区，即便通过岛内直选解决了自身的政治基础，在法理上其合法性也明显地不及于大陆。然而“中华民国宪法”中的有关条文继续保留，据此“中华民国”仍然是指包括整个大陆乃至外蒙古在内的全部中国。如果放弃这部宪法，又形同“台独”。于是就有了一个非驴非马的说法：“中华民国在台湾”。这种表述的确是勉为其难，所谓中华民国的法统实已暗渡陈仓。

    另一方面，台湾当局不得不转变早期那种“汉贼不两立”的僵化态度，开始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却又明显不能自废法统。这样，一个“中华民国”，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大约就是“两国论”或“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的一个渊源。大陆方面当然历来不承认他的“中华民国”，可又断然不可容忍人家放弃“中华民国”的名分，哪怕是通过修宪将领土范围缩为台澎金马也不行。可是，难道指望他们“反攻大陆”吗？只怕台湾当局久已不复有问鼎中原的雄心壮志了。

    列宁说，“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我同样不高兴“台独”，也是必欲除之而后快，但对台湾的进退维谷要多一些设身处地的理解。台湾的民主试验因此长期饱受“统独之争”的困扰。若非出于对大陆的某种恐惧而使国民党的稳定牌屡屡见效，则国民党的下台恐怕不会等到今天，而黑金猖獗等种种内政积弊亦不会达到如此积重难返的地步。考虑到是在这种特殊艰难的条件下实践民主，我对同属中华民族的台湾人民油然而生同情和敬意。

    陈水扁的就职演说中，试图有所纠正岛内政治重心的失衡，在主要的篇幅安排上专注于台湾自身的问题。演说的对象首先是台湾人民，而他们（特别是投票给陈水扁的人们）真正关心的是什幺？陈水扁应当认知，那是寄希望于他来推动包括扫除黑金在内的内政改革，因此演说稿在比重上谈内政远多于谈两岸和“外交”。诸如扫除黑金、行政改革、地方自治、产业发展、治安改善、社会福利、环保生态、司法改革、教育、文化等等，均有所涉及，而构成了一份蔚为大观的“治国纲领”。

    撇开具体的政见之争甚至“统独之争”不谈，此次政党更替可以标志着台湾民主的新纪元。陈水扁大可鼓吹一下民主、自由、人权之类的“普世价值”，标榜道义形象，迎合公众口味，也对西方投其所好。这是政客的拿手好戏，不出所料，他这幺做了。他又暗示说，“大陆在邓小平先生与江泽民先生的领导下，创造了经济开放的奇迹；而台湾在半个世纪以来，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也缔造了民主的政治奇迹。”但陈水扁的“民主牌”并没有完全使将出来，他对大陆当局心怀顾忌，并不想冒犯龙颜，这至少证明了陈水扁可以是一个合作者。

    当然，一些人心怀疑虑的是陈水扁的所谓“台独”的背景，我认为这基本上属于杞人之忧，原因在于－－

    四、“台独”之暗含的基本政治诉求实已得到满足这也是我所要讲的第四个问题。

    当年，围绕着“国会”是否全面改选，进而最高行政当局是否也按岛内自下而上的程序产生，台湾各派政治力量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和斗争。两派意见各执一端，却各有依据。不用说，主张全面改选的一派轻易地就被对手扣上了“台独”的帽子，并大量地遭到当局的流放、监禁甚至处决；而反对全面改选的一派则被指责为“反民主”无疑了，因此长期面对来自体制内外特别是民间反对派的抗议和不满。

    当时的“万年国会”究竟有多老呢？至1988年初（李登辉上台时）为止的情况如下：“国大代表”中的“资深委员”总数851人，其中61岁至70岁的108人，71岁至80岁的450人，81岁以上的293人，平均年龄77.8岁；“立法委员”中的“资深委员”总数216人，其中61岁至70岁的8人，71岁至80岁的92人，81岁以上的116人，平均年龄81.4人；“监察委员”中的“资深委员”总数36人，其中71岁至80岁的14人，81岁以上的22人，平均年龄82.8岁。（转引自高文阁编着：台湾与大陆风云40年，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257页。）如此一把年纪的人在三个机构中占据着相当的比例，他们常因体力不济，在会议中闭目养神或离席而去，很难发挥议事功能。在“立法院”中，又常因“资深委员”由于健康原因不能到会，使得会议人数不足而不能表决，以至于为了凑数，有时就坐担架或轮椅与会。如此形同残局不算，还要老成凋谢，所以哪怕从当局办事方便考虑，也需要对“法统”进行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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