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本来，作为被统治者，对国家大事就不必投入过多的感情，自有肉食者谋之。好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过分聪明对于其他较为平庸的人就是一种威胁。自我暴露又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与技巧，实在不是处世之道。权势争夺者时刻在趁机铲除竞争对手。因为天下的财富、权势与荣耀是有限的，少一个竞争对手就意味着自己多了一份机会。如果要求最高统治者的保护的话，那么就必须心甘情愿地做他们的驯服的工具，自己的独立意志、才华与尊严更要统统收敛。归根结底，没有权力就没有一切。为了获得权力，最终也将丧失除权力以外的一切。

    我极为尊崇与热爱的思想家顾准先生，在其《评韩非》一文中对韩非子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似乎中国古代专制社会的一切弊端与惨无人道的毛病都要由韩非子一个人承担。顾准先生的文章一贯公允，但是在这篇文章中，有失客观、公正与冷静的风度。竟然破口大骂韩非是精神错乱，有违学术规范。其实与那些对自己残酷迫害的人一样，顾准先生在这里恐怕也是同样犯了投鼠忌器的毛病。他对秦始皇不置一辞，对李斯没有一句批评，似乎是在避重就轻。韩非在与堂蹊公的辩论中声称要慷慨殉道，最后不也是做到了吗？

    学术界的前辈张中行先生在评价法家学派的政治理论家与政治家时似乎不无幸灾乐祸之感，说什么，不给别人留条活路，在日暮途穷之时，自己最后就会发现自己也没有活路。话虽然解气，但是还是没有触及到事情的真相。事实上是，一个人要是对自己的信念过于执著，难免就会以身殉道，以身试法。因为思维的逻辑已经启动，行动的程序已经展开，自己就象一个被催眠的人一样，爱与恨，生与死都置之度外，对现实中的利害关系满不在乎，胸怀着伟大的信念与献身的激情而无法自拔，任由神秘的宇宙的规律与历史的意志将自己当作得心应手的工具，来实现某些先定的命运。

    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是刚愎自用，自负其才，类似于那种尼采笔下的具有超人意志的狂人。这种类型的人不善于以柔克刚，韬光养晦，自己有几分才华，就要统统地表现出来，一项都不能少，否则的话就会感到巨大的失落与烦恼。他们并不在乎自己的理论会在现实中造成何等影响，其实也没有能力去加以干预，只求引起公众的注意，是非成败则任由他人评说。这种人其实还是处在那种青春期的表现狂热的情绪的状态中，并没有真正的成熟。伟大的思想家与精神病患者尼采，就是这种人物的典型代表。他曾经对着黑暗怒吼——我是太阳！他的思想的光辉的确可以照亮自己的头脑，却无法照亮世界的黑暗。这位伟大的思想家被他愿意给予光明的同胞们当作了精神病人而送进疯人院，最终死在了那里。

    这些惊世骇俗的知识分子们的见识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流俗之见，但是自以为偷窥到了世界的真相，自己就掌握了某种神秘的力量，别人就必须对其毕恭毕敬，言听计从，这种情绪其实是一种原始社会的巫师传统的残留。实际上，这类人虽然聪明绝顶，洞察一切，但是还没有聪明到善于隐藏自己的聪明并且消除他人的猜忌的地步，洞察他人的隐秘却看不见竞争对手与敌人在自己前进道路上设置的陷阱。最聪明的人，使用了一切阴谋诡计，却不被人知晓，甚至还要嫁祸于人或者沽名钓誉。反正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无耻的小人总是左右逢源，如鱼得水。

    韩非自己也认为，“事以密成，语以泄败”，“夫贵人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则身危。”看来他并非没有自知之明，也不是对现实政治斗争的残酷与黑暗一无所知。之所以这样执著，完全是因为求真的意志在驱使着他不顾自身的安危，不顾世人的误解，将自己所探索到的残酷的真相公诸天下。尽管有这样的权力意志，韩非子本人对于祖国还是未能忘情，要他参加或者指挥灭韩战争，恐怕他就下不了手。这样看来，他并不是李斯这种趋炎附势的无耻之徒，李斯这种人有奶便是娘，根本不在乎什么仁义道德。只要是主子，他随时准备磕头并且为之奉献自己的一切才华，绝对不会有什么正义感或者自尊心。在最高领袖看来，还是这种奴才型的知识分子比较听话，容易驾驭。象韩非这种纯粹的书生，根本就派不上用场，留之无益，不如杀了干净！

    对于韩非来说，真理的诱惑与荣耀，后人的质问与责难，这一切纠缠在心中，不得解脱。权力意志本是一个客观存在，建立在人性恶基础上的人类的行为模式本身就是最强有力的逻辑，任何人都不可能反其道而行之。为了推行彻底的法治，就必须拥有一个绝对的权威，但是主张君主拥有一切权力，不受任何制约，这就已经为君主有权无限纵欲无论在思维逻辑上准备了逻辑前提，在行为模式上提供行动条件了。既然已经挑破了这层薄薄的遮羞布，任何邪恶无耻的结论就是呼之欲出，不可阻遏了。

    将自己的虽然才华横溢，却不太冠冕堂皇的见解向全天下人展示，希望获得肯定与赞扬，归根结底是一种童稚未脱的状态。只希望通过言论来获得天下人的关注与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是知识分子的迂腐之见。他们不知道获取现实中权力就可以强制全天下人来关注，这才是一本万利、事少功多的大买卖。这个世界上，作学术的人就好比是生态食物链中的初级生产者，只有那些掌握了最高权力的政治家才是最高级的消费者，才能够将这些理论分解、消化与吸收，为我所用。思想上的制高点与政治上的制高点其实是完全重合的，占领了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居高临下，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因此知识分子们打破头也要争取这个优越的地位。

    韩非的也跟两千年后的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亚维里一样，在自己的著作大肆宣扬种种反道德与非道德的学说，自己的人品却无可非议，但是却被他人误解为毫无原则与节操的阴谋家。看来这个世界上的坏事就是做得说不得，那些做坏事的人是最不愿意坦白地将坏事承认为坏事的，总要文过饰非，死不认错。总而言之，自己完全是无辜者，被不可抗拒的神秘的命运、领袖的意志与卑微的地位操纵与限制，不能承担任何责任；或者就干脆将责任推到那几个倒霉的知识分子的头上，说自己完全是按照某某的主意与学说行事的。中国人一贯是这样善于诿过于人，西方人在这方面也是毫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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