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纪时，伟大的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的假说，其思想核心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本意是为了解释生物的进化的原因。不料，有一帮学术流氓将他的这些学说移植到人类社会的领域内，提倡强者生存，消灭弱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的剥削与压迫以及西方国家对殖民地人民进行野蛮屠杀与掠夺等罪恶行径辩护，其余毒余患至今未了。

    二十世纪初，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大师弗罗伊德的泛性论学说公布后，众多的纵欲主义者为自己的不道德的行径辩护时，总是振振有词地拿他的学说来抵挡一番。其实弗洛伊德本人的私生活极为严谨清白，泛性论深刻地反映了人性的本质，把色情狂与流氓教唆犯的帽子扣在他的脑袋上，岂不冤哉？

    根据人类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任何一种人文理论一旦公布，其阐释与发挥的权力就不归发明者所有，只能由最强势的集团任意取舍，为我所用。知识分子往往陶醉于自己的聪明才智中，只求自己的学说广为人知，对自己学说的社会效果往往不加关注，或者被心怀恶意之徒歪曲滥用，或者好心办了坏事，甚至为虎作伥。以古鉴今，舞文弄墨，著书立说者，不可不慎也！

    文章写到这里，又想起了伟大的爱因斯坦在面对人们的质问他为什么公布质能方程式，从而为制造原子弹开辟了道路时所表现出来的至大至刚与真实坦白的态度。原子弹是一种巨大的杀伤性的武器，它的使用是毫无人性的，不过寻根究底，发表质能方程式的爱因斯坦恐怕就是始作俑者，他在其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呢？爱因斯坦目睹了自己的发现被政治家与军事家们滥用，亲眼目睹了原子弹在实战中造成的巨大破坏，清夜静思，扪心自问，是不是也觉得惭愧，觉得需要忏悔呢？是不是也会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悔恨呢？是不是也应该有负罪感，觉得自己就是帮凶呢？

    这一段故事，朱健老前辈的如椽大笔，写得荡气回肠，我实在万分钦佩，不惜整段整段地抄录如下。

    当爱因斯坦遭受这样的质问时，“他以一种谦逊的态度说，自己具有‘一个不可救药的标新立异者的顽强品格’，但没有‘冒被人看作只不过是一个老伪君子的风险’的那种‘勇气’。那么，今天像‘街上流行红裙子’一样腻烦人的‘我别无选择’，四十年前，爱因斯坦如此郑重地说给全人类听，便决非矫情，也非妄语；而是直面历史质询时巨人式的坦诚，是他顽强品格的真实体现。

    “历史的质询并未一次性了结。在他生命的黄昏岁月，又来了新的、更根本性的‘挑战’。这次是来自法国。一九五五年一位资深的历史学家在与爱因斯坦的并非不友好的通信中问他：当他在一九○五年首次发表相对论时，难道没预见到他的方程式可能产生的危险后果？他在二月二十八日的复信中(五十天后他与世长辞)，把他的顽强品格发扬到了极致——无私无畏、至大至刚人性之美的极致。这位即将走完他漫长的人生之旅的老人，面对触动他的功业与荣誉之‘基石’的诘难，回答得既轻松，又庄严；表现出他成熟了的睿智，从容而真诚的自信。他自嘲自谑是‘一个可怜的家伙’，似乎被认为‘因发现、发表质能关系式而在造成我们今天所处的可悲形势上出了大力’。他平静地指出，在一九○五年科学研究的水平上，预见到会‘发展出原子弹’，是‘根本不可能’的。然后，他毫不含糊地宣称：但是，即便知道会有今天，要想隐瞒由狭义相对论得出的特殊推论也是荒谬的。这个理论一旦存在，这个推论也就存在，不可能一直隐瞒下去。”

    爱因斯坦的回答显得即沉重又幽默，包含着一种自嘲的智慧，但是还是有推卸责任之嫌。还不如干脆地承认，作为一个最伟大的科学家，自己的求真意志就是人类的求真意志的最集中体现，想要探求与掌握客观世界的奥秘，主观上想要为人类造福，却必然给人类带来最大的灾祸！

    韩非大概也是属于这种具有强烈的求真意志，而且真诚有余、老练不足的知识分子。他一心想以法治来代替人治，为了维持逻辑上的一致性，不得不先确立君主权力无限的前提，再一帆风顺、毫无障碍地推理下去。不料却把绝对专制的魔鬼从瓶子里放了出来，世界为此遭殃，自己也深受其害。韩非就象浮士德一样，为了获得无限的智慧与权力，不惜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一切知识分子类型的政治家，要获得最高权力来推行自己的理想，恐怕都要经过这个过程。韩非也未能免俗，只是他还不够精明老练，因此而丢了性命。

    不过我们还是应该对韩非加以同情的理解，客观真理，无论是自然界的客观真理还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真理一旦被发现，就不可能一直隐瞒下去，否则，研究它的人将成为某种在道德上不真诚的人了。不管这个真理带来的是福是祸，人类必须承受，这是人类获得智慧的必然付出的恰如其分的代价。这种矛盾也纠缠在韩非的心中，他与堂蹊公的激烈辩论，既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也是为了将内心中的矛盾刻意压制下去。他未必不知道这些理论都是非道德甚至是反道德的，但是自己既然已经开始了这种探索，无论有什么危险与矛盾，他是不肯知难而退，浅尝辄止了。

    这也是知识分子的可爱或者可憎之处，丈夫嫉没世而名不称也，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实际上，权力意志的最高的表现就是死亡意志，那些胸怀大志，不愿意与草木同朽的人，最终都是生死置之度外，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最终不能全身。看来，奋其私智，谋其私利，贻害于己，贻害于人，这是某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的悲剧性的命运了。这也是整个人类的命运的一个缩影，也许人类获得智慧，就是为了更快、更彻底地走向灭亡的最终结局吧。

    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任何一个有志有为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愿意将自己的命运与弱势者的命运结合起来，自觉自愿地从事扶弱制强的伟大事业，最后在学术上得出了反人民的结论其实也并不是什么怪事。既然不愿意站在人民一边，无法获得与掌握人民革命的伟大力量，就只有将自己的满腹经纶与文韬武略货与帝王家了，因此不得不对君上大拍马屁。韩非就曾经写出了君主有权无限纵欲，无须害怕任何天地鬼神与报应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光辉篇章。以现在的观点看来，这难道不是进步与科学的吗？正所谓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但是从人民的立场来看，这难道不是助纣为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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