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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而无行不免于死——评韩非的悲剧性政治命运

来源:不详  作者:不详  更新时间:2005-11-19 13:53:15   

   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就在于念念不忘政治。于是乎就在纸上屠龙,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有政治上的微言大义。搞政治时就改不了这种毛病,以为跟写文章是一回事。只会引经据典做长篇大论或者上万言书,对现实中的人性、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一无所知。或者是虽然有所知晓甚至极为精通,却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到处推销,唯恐天下人不知道自己有多坏。结果或者身败,或者名裂,甚至身败而兼名裂,连本该收取的知识专利费都泡了汤。中国战国时代的杰出的思想家韩非悲剧性的政治命运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事例。

    教猱升木,养虎噬人。那些自以为是、一意孤行的书生们真乃愚不可及!古今中外,凡是在思想上崇尚现实主义政治的观点,却看不清现实政治斗争本身,又缺乏政治心计与手腕,因而在政治斗争中惨遭失败的知识分子,无一不遭到后世的辱骂与误解。作为纯粹的思想家的尼采,他的悲剧也是如此。他被纳粹分子当成了精神偶像,被世界上的芸芸众生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地唾骂。其实就尼采本人来说,又何曾有过一丝一毫的种族主义与扩张主义的思想?

    纵观中国历史,君主有权无限纵欲,臣子百姓们只有惟命是从的传统保留节目每一朝每一代都在上演,人们从来就乐此不疲。韩非不过是将这种专制制度下的普遍的政治行为模式加以理论化罢了,并没有做出什么真正出格的事情,后人又何必对他们视若寇仇呢?敢于做坏事的人不受谴责与伤害,只是研究了如何做坏事的人却身败而名裂,这样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学术上都是不够绝对公正吧?

    现实中利害关系冲突与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原本就是一种客观存在与客观规律,并不需要人们去发现论证后才发挥作用。知识分子发现了那些大秘密后,便大声嚷嚷,希望引起人们的注意与赢得社会的赞美,这实在不是一种明智的行为。统治者一般都是相信,“邦之利器,不可示之与人。”何必对这些学说推崇备至,让天下人都知道了自己的内心深处的奥秘?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隐真示假,为而示之不为,能而示之不能,这是统治者的不二法门。再加上统治者们一贯假仁假义,怎么会将那些戳穿一切道德伪装的大实话奉为神明?他们害怕会因此而损害了自己的公共道德形象,危及自己的统治的稳定与合法性。

    统治者自有家传秘学与天赋,怎么要这些只会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者来教?表现得比统治者还高明,恃才傲物,目中无人,这一向就是政治上的大忌。对于统治者来说,需要的只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指挥起来得心应手的愚忠之士或者无耻之徒,并不需要直谏之臣或者王者之师。统治者的统治手腕都是讲究恩威并用,软硬兼施,力求将那些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整得服服帖帖,老老实实地为我所用。知识分子一门心思想做王者师,完全是一厢情愿!

    韩非在自己的文章中宣称按照某某标准或某某法令这个应该杀头,那个应该斥退,其实只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并没有针对具体的人。但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韩非这样说难免不会被某些人理解成为采取某些行动的先兆了!在人们尤其是既得利益者的习惯性思维方式中,言语就是行动的前奏。韩非的那些公开的言论已经等于是把自己的公共形象定义为贪官污吏、庸碌无能之辈,靠裙带关系与阿谀奉承来博取富贵之徒的嫌恶者与铲除者了,这岂不是自寻死路?那些既得利益者为了个人的私利可以不顾一切,公共利益与国家安危根本就不会关心,谁敢反对他们将遭到无情的打击,距韩非生活的时代不远的改革家吴起的悲惨下场还不能够警醒他吗?即便没有李斯的嫉妒与陷害,根据韩非的个性与行为模式,最终也难逃一死。

    宦海风波可以吞没一切,仕途原来是如此曲折与凶险,这样我们才能够对那些有满腔报国之志与济世之才却因为个人小节而遭受误解的政治家抱有同情的理解。他们不得不自污其行,对那些奸臣们虚与委蛇,为的是获得为国尽忠的机会,免得打草惊蛇,四面树敌,以致遭受奸臣们的嫉恨与陷害。一个人要是一点欲望,一点缺点都没有,别人还怎么来利用你,跟你合作?最高统治者怎么能够驯服你,让你为之卖命?完美的品行在理论上是统治者的专利,一个人要是汲汲于这方面的修养,恐怕会被统治者疑心为有取而代之的野心吧! 

    韩非在他的著作中写了一些“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的理论,却没有能力来实践,只能寄希望于别人的赏识与推行,这样等于就是将自己的生死荣辱都统统掌握在别人的手中了。要是自己有足够的权势来推行自己的主张,那些正人君子们倒不会抱怨与攻击了。中国人不分古人与今人在现实利害关系与力量对比方面都是极为清醒明白的,上至最高领袖,下至平头百姓,都深谙于此。先秦诸子,在谈及人性恶与利害关系冲突的时候,总是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或者只有结论,没有推理过程。其实这些人都现实精明得很,唯恐自己的片言只语被那些道德至上论者抓住,纠住不放,整得死去活来,青史留污名,子孙后代都抬不起头来。就连善养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的孟夫子都未能免俗,说出了“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这样的庸俗势利的话。至于孔夫子这个汲汲于名利,老谋深算的人更加不会把那些危险的词句挂在嘴边,一部《论语》全部都是些不用动多大脑筋就可以得出的老生常谈与世俗之见,全部都是些温柔敦厚的牢骚话。他们这些人都是打算往上爬,因此会时刻留心自己的一言一行,决不会给当政者以误解,断绝了自己的晋升之路。

    至于老子,五千言的《道德经》,说了很多揭穿老底的深刻的见识,几乎就是一部阴谋诡计的教科书。他既然聪明如此,又不愿意腆颜媚上,恐怕难容于当今之世。最后他干脆就辞去公职,乖乖地骑牛西行,出国考察定居去了。这样也是一个好办法,最主要的是可以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只有寥寥几个人,如韩非子和墨子这两个本性纯真的人,才小孩家口没遮拦,由着性子乱说。其实,统治者看来,这些人不看风向,不察上意,四处乱说,令人极为厌烦。既然这种人对权术如此之熟悉,总有一天会忍不住付诸实践,到时候无法遏制,总是个祸害。无权无势就敢这样狂妄,要是让这种人掌握了重权那还得了?不如趁其在羽翼未丰,势力未成之前将其翦除,免得尾大不掉,养虎为患。不如做冷处理,将其政治生命冻结,甚至终结其肉体的生命,这样可算是万无一失了,好歹是消灭了一个潜在的动乱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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